世界性的大帝國，在世界曆史的發展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要想全麵了解世界曆史，不可能不對世界帝國的興衰與榮辱進行深入的研究。如果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學習曆史可以長智慧、明哲理，那麼首先就應該以世界帝國的興衰與榮辱為鑒，從而開拓人類社會的理性。因為每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其曆史發展都具有代表性。
奧斯曼帝國的興起和衰落，向來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是人們對世界曆史關注的重要焦點。盡管時至今日，一度驕橫一世，令世界戰怵的奧斯曼帝國早已煙消雲散，但是通過重溫奧斯曼帝國的曆史和人物、製度和文化，觸摸曆史風雲中許多鮮為人知的細枝末節，可以使我們在關於奧斯曼帝國龐雜的陳述中披沙揀金，鉤沉發微，對曾經導致它的興起和衰落的相互作用的各種原因，做出有益的探索，得出曆史智慧的啟示。
奧斯曼帝國的經曆，特別是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同中國社會的曆史變遷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都麵臨著突如其來的文化、製度、觀念、經濟形態的巨大衝擊。它一方麵在外部國際環境的壓力下，在現代性與傳統性不兼容的條件下，借助國家的力量，采取強製的手段，進行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另一方麵又必須保衛國家的安全與生存，去解決因社會變革過程中，製度解體與經濟混亂而造成的種種困難。
在曆史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橫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世界大帝國，在商業貿易和文化交往的國際舞台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著輝煌的曆史和伊斯蘭教的社會文化背景。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奧斯曼帝國擺脫不了麵對自己的神聖宗教和傳統的價值觀念所產生的迷惘和困惑。然而，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西方世界的歐洲西北角首先跨入資本主義大門。當人類社會初露新時代曙光之際，奧斯曼帝國仍然停滯在封建社會的落後狀態。
奧斯曼帝國誕生於遊牧與農業文明，它依存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其價值體係內自然有著不少阻礙資本主義製度產生和實現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因素，所以使得這個具有伊斯蘭特質的古老國家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十分緩慢。特別是在接連敗於為自己所不齒的敵人手裏之後，由盛變衰，積弱不振，一直麵臨著不平等的國際交往和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困境。急劇的社會變化，沉重的曆史包袱，使得奧斯曼帝國成為一個動蕩不定，衝突日益加劇的複雜社會，進入了封建製度連續性危機的曆史階段。
在世界近代時期，先進的資本主義代替腐朽沒落的封建主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潮流。奧斯曼帝國正是以西方衝擊引起的民族危機為契機，以一係列具有西方化和世俗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為動力，揭開了近代曆史進程的帷幕。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正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必要補充而出現在曆史舞台。這些社會改革雖然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層次，但都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利於民族的興旺和國家的富強。特別是這些社會改革與西方化交織在一起，以向西方社會學習為主要內容，是奧斯曼帝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變革中，統治者階層試圖通過一係列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嚐試，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先進經驗，建立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現代的軍隊和行政機構，並重視能生產現代武器的科學技術，最終實現基於歐洲知識和技術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計劃。他們引進歐洲的教師和學校，派遣留學生到歐洲去學習語言、科學和政治。他們設立翻譯局和印刷廠以翻印大量的西方著作。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在奧斯曼帝國造就了一個受過現代教育和具有親西方色彩的新階級、新社會階層。特別是帝國的統治者不論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構成現代國家及軍隊基礎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製度的傳入。作為文明典範的歐洲，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那樣多任人挑選的各種世俗反叛理論，如自由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甚至革命的暴力思想，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討西方文明的奧斯曼帝國的學生和軍校學員、外交官和駐外武官。久而久之，這些思想有了通向奧斯曼帝國的道路，給予了帝國青年學生、政府官員和軍官們以新的動力和方向，並且導致了一係列社會變革和革命。
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中，社會改革的政治聯盟基礎比較薄弱，沒有廣泛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積極參加，僅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開明人物孤軍奮戰。雖然在他們身上確實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也確實在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曆史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由於社會改革未能觸動帝國的封建統治基礎，社會經濟環境也比較惡劣，尤其是在帝國曆史上基本沒有發生過像歐洲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那樣的思想解放運動。再加上封建積弊太深，官吏貪汙腐敗，國家稅收過重，外債負擔增加，以及廣大民眾那種一成不變的守舊心態和千古一揆的伊斯蘭教價值觀，致使社會改革步履維艱，進展遲緩，一直未能夠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隻是到了1908年由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的憲政革命成功以後，奧斯曼帝國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對奧斯曼帝國的社會影響之深，才是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