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產生宗教改革的爭執發生時，羅馬教會的權威正處於這種衰落狀態，改革從德國開始，不久就推廣到歐洲的每個地區。新教義到處都受到群眾極大的歡迎。用來宣傳這種教義的，是極大的狂熱，當其攻擊已經建立權威時，普通都會激起黨派精神。這種教義的教師們雖然在其他方麵不及許多捍衛原有教會的神職人員那樣有學問，但是一般說來，似乎更熟悉宗教曆史，以及教會權威賴以建立那種思想體係的起源和發展，因而他們幾乎在每一種爭執中都有一些優勢。他們的生活態度嚴肅，使他們對普通人民具有權威，普通人民將他們的行為的嚴格規律和自己的大多數牧師的無秩序的生活相對比。他們在博得群眾歡心和吸收新信徒的技術方麵也比他們的對手高出許多，這種技術已被教會的尊榮高傲的兒子所長期忽視，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用處。新教義的理論受到一些人的歡迎，它的新奇受到許多人的歡迎，他們對原有牧師的憎恨和鄙視受到數量更多的人的歡迎，但是幾乎在到處用來宣講新教義的那種熱誠的、激情的和狂熱的雄辯，雖然常常不免粗俗，卻使他們受到最大多數人的歡迎。
新教義幾乎在到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當時和羅馬教廷不和的君主們能利用新教義來在自己國家內很容易地推翻教會，後者已經喪失了下層人民的尊敬和崇拜，不能做出任何抵抗。羅馬教廷已經得罪了德意誌北部的一些小君主，或許是認為他們太小了，不值得去加以操縱。因此，他們普遍地在自己國家中進行了宗教改革。克裏斯蒂因二世和鳥普塞爾大主教特羅爾的暴虐，使古斯塔夫斯?瓦薩能將兩人逐出瑞典。教皇偏袒這位暴君和這個大主教，古斯塔夫斯?瓦薩感到在瑞典進行宗教改革沒有什麼困難。克裏斯蒂恩二世隨後又被從丹麥皇位罷黜，在那裏他的行為使他和在瑞典一樣令人極其討厭。可是教皇仍然要偏袒他，所以繼他承受皇位的霍爾斯廷的弗雷德裏克仿效古斯塔夫斯?瓦薩的榜樣，為自己複了仇。伯爾尼和蘇黎世的政府和教皇本來沒有特別的爭執，也很容易地在自己州內進行了宗教改革，在那裏不久以前有些牧師由於行為略有越出常軌，因而使整個階級受到厭惡和鄙視。
在這種危急的事態下，教廷竭力去培養和法國與西班牙的有勢力君主的友誼，後者在當時是德意誌皇帝。憑借他們的幫助，能夠――雖然不是沒有巨大困難和許多流血――在他們國內完全鎮壓宗教改革、或極大地阻礙了它的進程。教廷對英格蘭國王也極為有意去獻殷勤。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它要這樣做就不能不得罪一個更大的君主――西班牙國王兼德意誌皇帝查理五世。因此亨利八世雖然自己並不讚成宗教改革的大部分教義，卻由於這種教義的普遍流行，也能在自己國內鎮壓所有的修道院，並取消羅馬教會的權威。他竟走得這樣遠（雖然他不曾走得更遠），使宗教改革的擁護者頗為滿意，他們掌握了在他兒子和繼承者在位時的政府，毫無困難地完成了亨利八世所開始的工作。
在有些國家，例如在蘇格蘭，那裏的政府力量很薄弱，不受歡迎、基礎也不牢固，宗教改革強大到不僅足以推翻羅馬教會，而且也足以推翻試圖支持羅馬教會的國家。
宗教改革的追隨者散處歐洲所有的國家，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最高法庭，像羅馬教廷或羅馬全體教會會議那樣能解決他們之間的爭端，或用不可抗拒的權威來對他們所有的人規定正教的準確限度。因此，當一個國家的宗教改革追隨者和另一個國家的兄弟們有意見分歧時，由於沒有一個共同的審判員可以向他提出申訴，爭執就不可能得到解決，而他們中間正產生許多這樣的爭執。有關教會治理以及聖職授予權的爭執，對於一般社會的和平與福利是關係最大的。它們因此在宗教改革的追隨者中產生了兩個主要派別；路德派和喀爾文派，是教義和紀律曾在歐洲任何地方受到法律規定的僅有的兩派。
路德的追隨者，以及所謂的英格蘭教會，或多或少地保持了監督管理製度，建立牧師中的隸屬關係，給予君主以在他國內任命主教和其他樞密會議聖職之權，從而使他成為教會的真正首領；他們沒有剝奪主教在其管區內任命較小聖職的權利，但即使對這些聖職，不僅允許而且鼓勵君主和所有其他世俗讚助人有推薦權。這種教會管理製度從一開始就是有利於和平和良好的秩序、有利於服從世俗君主的。因此，它在任何國家一旦建立以後，就從來沒有引起過任何騷亂和內訌。尤其是英格蘭教會，總是極有理由地評價它自己，認為自己對君主懷有完全的忠誠。在這種管理製度下，牧師們自然力圖取得君主、宮廷、國內的貴族和紳士階級的歡心，他們期望的主要是通過這些人的影響獲得升遷。誠然，他們用來討好這些讚助者的，有時無疑是靠最卑鄙的阿諛逢迎，但也常常靠培養能使自己值得有地位有財產的人的尊敬因而最有可能獲得這種尊敬的一切技術：對於所有部門的有用的和裝飾性的學問的知識，態度的彬彬有禮，談吐的溫文爾雅，他們對狂熱者所宣揚並假裝實踐的那種荒謬的和虛偽的苦行生活，這些狂熱者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受到宗拜，為了使自認不實踐這種苦行的大部分有地位有財產的人受到普通人民的厭惡。但是這種牧師，雖然對上層人士這樣巴結，卻很容易完全忽視維持他們對下層人民的影響和權威的手段。他們受到上級的諦聽、稱讚和尊敬，但在他們的下級前頭，常常不能有效地捍衛自己的溫和穩健的教義，以反對最愚昧的狂熱者的攻擊，並得到聽眾的信仰。
反之，茨溫克利的信徒，或者更嚴格地說，喀爾文的信徒，每當教職空出時，讓各教區人民有選舉自己的牧師的權利，同時在牧師間規定有最完全的平等。這種製度的前一部分，當其有效時，似乎隻是造成了無秩序和混亂，傾向於使牧師和人民的道德同樣受到腐蝕。而後一部分則除了完全令人滿意之外，沒有其他的效果。
當每個教區的人民保留選舉自己的牧師的權利時，他們幾乎總是在牧師的影響之下來行動，一般具有最大的派別性和狂熱性。牧師為了保持自己在這種群眾選舉中的影響，許多人變得或假裝變得自己也是狂熱的，鼓勵人民之中的宗教狂熱，幾乎總是選擇最狂熱的候選人。像任命教區牧師這樣一件小事，幾乎總是不但在一個教區中而且在所有的鄰近教區中引起激烈的鬥爭，後者在爭論中總是要站在某一邊。當教區位於一個大城市中時，選舉將所有的居民分成兩派；當這個城市本身是一個小共和國或小共和國的首都時，就像瑞士和荷蘭的許多大城市的情況一樣，每一次這種微不足道的爭論，除了激起所有其他派別之間的仇恨以外，還有在教會中留下一個新宗派、在國家中留下一個新黨派的危險。因此，在這些小共和國中，政府不久就發現，為了保持公眾和平，必須自己保持推薦所有聖職候選人的權利。在蘇格蘭這個曾經建立長老管理教會製度的幅員最遼闊的國家，推薦的權利實際上已由威廉三世即位之初的一項建立長老會的法律予以廢除。那項法律至少使每一教區中某幾個階級的人有權用很小的價格購買選舉自己牧師的權利。這項法律所建立的製度被容許存在了大約22年，由安妮女王第10年第12號法律予以廢除，因為這種群眾選舉方式幾乎在到處都造成了混亂和無秩序。可是，在像蘇格蘭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邊遠教區的紛亂不會使政府受到騷擾，像在較小的國家那樣。安妮女王第10年恢複了推薦的權利。但是雖然在蘇格蘭，法律規定將聖職給予有權推薦者所推薦的人，但教會有時要求（因為它在這方麵的決定並不總是一致的），在它授予被推薦者以所謂靈魂監督權或教會管轄權以前，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它至少是有時從假裝關心教區和平出發，拖延這種任命，直到獲得人民同意之時。某些鄰近牧師的私人幹預，有時是為了獲得、但更經常的是為了阻止這種同意，以及他們所培育的使他們能在這種場合進行更有效的幹預的一般手段，或許是使牧師和蘇格蘭人民中還殘存著古老宗教狂熱精神的主要原因。
長老管理教會製度所建立的牧師之間的平等，首先是權威或宗教管轄權上的平等；第二是聖俸的平等。在所有的長老派教會中，權威的平等是完全的，而聖俸的平等則是不完全的。但兩個聖俸之間的差別並不是大到足以使小聖俸的所有者要去用阿諛逢迎的卑鄙手法去向他的有權推薦者獻媚，以求得到較大的聖俸。在所有的長老派教會中，在推薦權已經完全確立的地方，已經有地位的牧師一般力圖用比較高尚、比較好的技術去取得他們上級的好感，憑他們的學問，憑他們的無可指摘的規律生活，憑他們執行職務的忠實和勤勉。他們的推薦人甚至常常抱怨他們在精神上的獨立性，這可以解釋為對過去的推薦不知感激，但這從最壞的角度說，或許也隻不過是，由於意識到不能期望再有什麼好處可得時自然表現出來的淡漠。在歐洲的任何地方，或許很難找到比荷蘭、日內瓦、瑞士和蘇格蘭的大部分長老派牧師更有學問、更有禮節、更獨立和更應受到尊敬的人。
在教會聖俸全都接近平等、沒有一種聖俸可能很大的地方，這種聖俸拉平雖然無疑地可能做得過分，卻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效果。除了最可作為模範的道德以外，沒有什麼東西能使一個隻有很小財產的人保持尊嚴。輕浮和虛榮的惡習必然使得一個人受人嘲笑，此外，對他也像對普通人民一樣，必然招致毀滅。因此，在他自己的行為上他不得不遵循最受普通人民尊重的那種道德體係。他用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會引導他去遵循的那種生活方式，去贏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愛戴。普通人民用來看待他的那種喜愛心情，是我們普通用來看待一個多少同我們自己的狀況接近而在我們看來他應高出我們的狀況的人的那種心情。他們的喜愛自然而然地會激發他的喜愛。他變得用心去教導他們，著意去幫助和救濟他們。他甚至不藐視對他如此親切的人們的偏見，從來不用那種鄙棄和傲慢的態度去對待他們，而在富有和捐贈豐富的教會的驕傲的大人物中，這種態度是我們常常見到的。因此長老派的牧師對普通人民的心靈，或許有比任何其他教會的牧師更大的影響。因此，隻是在長老派教會的國家，我們才能看到，普通人民不待強迫就能完全地、幾乎是全體一致地皈依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