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富論》編者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坎南寫的介紹是：
“第四編討論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體係，（1）重商主義，（2）重農主義，但是前者所占的篇幅，即使在第一版中，也為後者的八倍。第一章指出了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原理，即財富依存於貿易差額的荒謬；以下五章詳細討論並指明重商主義者力圖用來達到他們的荒謬目標的各種卑鄙惡毒手段的的徒勞無益，那就是普通保護主義關稅，對來自貿易收支對我有順差的國家的貨物實行禁止或保證重稅，退稅，獎金和商業條約。第七章是最長的一章，討論殖民地。根據第一章末尾的預告，這個主題之所以列入本編，是因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在利用特殊的特權和壟斷權去鼓勵出口。但在本章中看不到這一點。殖民地的曆史和演進是就事論事來討論的，沒有證明重要殖民地的建立是為了第一章所說的目的。”
“本編最後一章描述了重農主義，並宣布了反對它和重商主義的判斷。合適的體係是天然自由的體係，它使國王擺脫了‘監督私人勞動並將其導入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用途的責任’。”
二
熊彼特為本編所寫的“讀者指南”是：
“第四編與第五編幾乎一樣長，對‘重商主義體係’作了著名的指控，最後一章即第九章還以高傲而仁慈的態度批判了重農學說，這裏無需對這種批判加以評論。正是從這種被指控的重商主義體係的灰燼中，產生出了斯密自己的政治體係。讀者可以再一次看到，斯密辛勤收集整理出了大量事實材料，而理論都很少，很簡單（在這方麵，他甚至絲毫沒有超越古代的‘前輩’），但這點理論卻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用來照亮了用事實材料拚成的圖案，並用來把事實材料加熱到了發光的程度。事實材料太多了，以致互相磕絆，不得不在第四編不倫不類地插入了兩篇脫離主題的專論（論儲蓄銀行和論穀物貿易）。論殖民地那一章（應與該書最後幾頁比較對照一下）很了不起，也很著名，隻是放得不是位置，顯得很不協調，但這無關緊要，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篇傑作，不僅是一篇辯護的傑作，也是一篇分析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