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春橋同誌指示！”“這姚文元蠻胖的嘛！”
“別鬧，聽不見！”
張春橋平靜地開了口：“我有一個建議，好不好讓我們坐下來談話？不要讓康平路那邊撈稻草，說造反派就是這個樣子。”
又一陣雷鳴般的掌聲。人們就勢兒坐下，有的人還掏出筆記本作記錄。人們迫切地希望聽到北京的聲音，聽到中央文革的“號令”。
張春橋搖晃著一根手指頭說，“你們經過幾次艱苦的戰役，打開了局麵。康平路的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就癱了，上海再也不是陳丕顯、曹荻秋的上海了！現在，你們都當了司令、頭頭，上海的事，要由你們說了才算！所以，中央文革讓我和文元同誌來找你們……”
張春橋的話還沒說完，王洪文就站了起來，亮出嗓門喊道：“向春橋同誌致敬！”
稍平靜了片刻，姚文元眨著眼，插嘴說：“讓我們來找你們了解一下上海的情況。”
“大家想些什麼，我們可以及時報告毛主席。”張春橋推了推眼鏡又說下去，“這兩天，中央文革對群眾接管報社這種‘創舉’有一個說法，大家注意到了沒有？”
“注意了！”不知誰冒了一句。
人群中又有人嚷道：“媽的，公安局門口在打架，一派要衝進去接管，一派不讓，究竟怎麼回事？難道要我們去看守勞改犯？”
張春橋喝了口水潤潤嗓子，朝大嚷的人望了一眼，說：“我看衝掉了好！好人衝公安局，是去抓壞人的；壞人衝，就暴露了。同誌們呐，不能接管，要奪權，一定要奪權。”
張春橋話鋒一轉，又說：
“江青同誌曾同市委談過，願意作他們的參謀，隻要他們肯站過來。他們不聽，去聽什麼人的話了？要跟劉、鄧路線走下去嘛。他們對中央文革陽奉陰違，施加壓力，視造反派為仇敵。我在想，市委不會罷休的，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中奪回來！上海的桃子熟了，我們要伸伸手，跳一跳，把它摘下來！”
“對！”不少人跟著嚷道。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我想問一個問題。”張春橋豎起一根手指，說“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來？”“能！”造反派們轟然回答。
“好，很好！我和文元同誌完全支持你們的觀點。”
桃子熟了
1967年1月3日夜。
北京平安裏三號，《解放軍報》社辦公樓。
一輛從北京大學馳來的轎車，借著夜色，載著三男一女，悄然在報社門前戛然而止。四人下了車，直奔二樓的一間會議室。
不一會兒，張春橋、姚文元穿著一身草綠色的軍裝走了進來。眾人一見麵，立即“親熱”地握手。
原來這三男一女，分別是從上海來的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和聶元梓。王洪文、聶元梓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老熟人。這陳阿大和廖祖康是幹什麼的？
王洪文向張、姚介紹道：陳阿大25歲，原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現在是我的小兄弟，工總司常委；廖祖康18歲，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現在是我的秘書。
介紹了兩個“保鏢”後，王洪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說：“春橋、文元同誌，現在上海群龍無首，隻有你出馬了，否則，很難有人壓住陣腳！”王洪文誇大其詞地彙報。
“是的，我們準備再去上海，如果不去，機會就錯過了。”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風暴”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彙報》突然用整版篇幅發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的造反宣言《告讀者書》，宣告他們已經接管了報紙，要把《文彙報》辦成一張“革命造反的報紙。”
1月5日，上海《解放日報》也被奪權。《文彙報》發表評論說：“這個權奪得好”。“革命，就是要奪權。”
就在《文彙報》撒向四麵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坐著飛機，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飛機一降落在上海機場，他們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
他們一住進招待所，頭一樁事情便是打電話給“丁香別墅”的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對徐景賢指示道：“一月是關鍵的一月，對市委也不必再抱什麼幻想了。”“陳、曹的垮台，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們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陳、曹之後，在上海建立嶄新的政權，而你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將是新政權的工作班子……”
張春橋的一席話，使徐景賢陷入無限的興奮之中，“工作班子”，意味著自己手中不光握有筆杆，而且要掌大權。
緊接著，第二天，張春橋、姚文元又與王洪文、潘國平密談，給工總司布置了“任務”。
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在張、姚的精心策劃下，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聯合召開了十萬人大會。批鬥了市委、市人委的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並把全市幾百名高級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宣布3項通令：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長；勒令陳丕顯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
大會通過電視向全市轉播。徐景賢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長篇講話，而“主角”並未出場――張春橋、姚文元躲在興國招待所裏，目不轉睛地看電視……
大會結束後，上海外灘的一幢十幾層大樓上，出現四條從頂至底的紅色巨幅標語，據說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聲”。上海，一下子為之轟動了。這四幅標語是：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上海市市長！
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上海市副市長！
這四條大標語掛出之後，上海人為之瞠目結舌：張春橋、姚文元什麼時候已經成了上海的“總管”？不然，怎麼來個“歡迎”呢？
原來，那大標語是工總司掛的，而標語字句都是徐景賢擬的；所謂“上海人民心聲”，竟是張、姚教唆的結果。
四條大標語一下子傳遍了上海灘。
1月8日，張春橋籌建全市性的政治機構。此時，“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了鐵路、海港、長江航運、郵電等單位的領導權。張春橋說：“火線指揮部，又稱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到了1月12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張春橋和姚文元在萬眾“鼓噪”聲中，又作了“重要講話”。
張春橋走到話筒前，一口氣講了好多個“們”，好多個“革命”。
“上海的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同誌們，紅衛兵小將們，同誌們，戰友們：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問大家好，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緊接著，他又來了一番“謙虛”：
“同誌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姚文元同誌和我到上海來，是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是來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的，是來當小學生的……”
其實，“小學生”雖“小”，口氣卻大得很。
1月14日，張、姚控製的《文彙報》發表了《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的社論，提出：“造反派要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地從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把權奪過來”的口號。
不久，張春橋就將上海的領導班子拚湊好，並報告了陳伯達。陳伯達點撥他：“毛主席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單。”
善於投機的張春橋立即明白過來，馬上找來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座談，提議把新建的機構叫做“上海人民公社”。並把自己在上海的奪權，稱為“一月革命”。
張春橋自己宣布對自己的任命：
“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並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誌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
正當張春橋、姚文元做著美夢，準備摘上海這個“桃子”時，一場突出其來的“炮打”差一點使他跌入黃浦江。
1月25號，張春橋遭“炮擊”
在上海的紅衛兵之中，全市性的組織有四個：紅上司、紅三司、炮司和紅革會。其中紅革會的名聲最大，力量最強。它的核心是複旦大學的紅衛兵。有關紅革會的厲害，不少人在《解放日報》事件中領教過。
1月24日夜，興國招待所的電話聲不斷，令張春橋、姚文元吃驚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委！”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政府！”
“紅革會奪走黨政機關的23顆大印章。原來，紅革會的一幫年輕人，眼看上海大權就要落到張、姚手中，情急之下，便來個先下手為強，發動突然襲擊，奪走了23顆印章。”
他們認為有了這23顆木頭疙瘩，上海“奪權”便宣告成功，於是，這幫幼稚的年輕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貼滿了《奪權通告》。
“哼！”當張、姚聽到這些消息，鼻孔裏發出了不屑一顧的聲音。
他們給徐景賢打了個電話，叫他出麵處理此事。誰知徐景賢自恃“後台硬”，並不把紅革會放在眼裏，一見到紅革會的頭頭就威脅道：
“你們還是早一點把那些大印交出來。要不，我們會對你們采取革命行動……”徐景賢的話，惹怒了年輕氣盛的紅革會頭頭。
1月26日，紅革會舉行常委擴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先幹掉徐景賢徐老三，再幹掉張春橋張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紅革會的小將們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突然把前來談判的徐景賢“連拖帶拉”，塞進一輛吉普車。
紅革會的這一舉動，立即把張春橋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命令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徐海濤，到紅革會總部把徐景賢搶回來。
徐海濤帶領四個摩托排，一個步兵連，像鐵桶一般包圍了紅革會總部大樓。經過一番折騰，並沒有搶回徐景賢。
當徐海濤率領部隊離去後，擁有6萬之眾的紅革會小將們憤怒了。怒火朝張春橋、姚文元噴去。他們在上海街頭，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標語：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警惕反革命兩麵派！”
“張春橋算老幾？”
“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小組！”
“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
“打倒張春橋！火燒姚文元！”
……
一條條大標語，如同一發發炮彈，直落進興國招待所，把張、姚炸得膽戰心驚，如坐針氈。張春橋畢竟有“政治鬥爭”經驗，鎮靜下來後，他決定和姚文元一同入紅革會的“虎穴”。
1月28日下午，紅革會的頭頭雲集上海市的“中蘇友好大廈”，準備召開全市性的“炮打張春橋大會”，組織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大遊行。
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氣氛熱烈，當眾人正準備離去時，張、姚各帶一名秘書來了。頓時，會場熱鬧開了，小將們有的打開《毛主席》語錄；有的直呼“張春橋”其名，張春橋的臉由紅轉黃，由黃轉灰，由灰轉白。
小將們如同排炮似的，向他發出一個又一個炮彈；
“你說，舊上海市委是修正主義的。你也是舊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你難道不是修正主義嗎？”
“你為什麼鎮壓‘紅革會’？”
……
從晚上7點，一直鬥到淩晨1點，整整6個小時！小將們抽走了他們的椅子，叫他們站在那裏，叫他們低頭認罪。這兩個“造反派”，第一次嚐到了批鬥的滋味。
等張、姚灰溜溜地從紅革會那兒溜走後，為了擺脫險境，掃除障礙，使出了渾身解數。29日淩晨，他們向北京的江青緊急呼救……又告誡徐海濤，隨時準備鎮壓遊行隊伍。與此同時，他們還密見了王洪文，告訴他工總司怎樣去對付紅革會。
1967年1月30日，上海氣溫驟降。
紅革會在街道兩邊已經貼好“打倒張春橋”的遊行橫幅在寒風中索索瑟瑟作響。
原定上海十萬人“炮打張春橋”大遊行在上午8點開始。可是，清晨6點，幾十輛工總司宣傳車駛上街頭，幾萬工總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張春橋”標語紛紛被“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所覆蓋。
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的遊行流產了。與此同時，在強大的壓力下，紅革會也被迫於當天上午釋放了徐景賢。
張春橋和姚文元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他們終於轉危為安，勝利了。
摘到桃子
終於，張春橋、姚文元夢寐以求的一天到來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上，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會議宣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張春橋還發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號通令”：
凡是反對“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辦”。
最後宣讀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百分之百地奪……
從此，上海就落進了這夥陰謀家手中，蒙塵近十個春秋。
張春橋在上海摘到“桃子”後，立即將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報告了毛澤東。
他在《給毛主席致敬電》中說：
“我們捧著紅彤彤的語錄，向您老人家報喜來了。我們把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了。”
“是您，親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創精神……”
張春橋滿以為這一地方國家機構的名稱，會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實際上，他們完全想錯了。
1967年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北京，先後三次找他們談話，對“上海人民公社”提出質疑，毛澤東說：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沒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這樣就改變政體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緊跟著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就不會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麼出了中華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澤東又說：“如果叫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有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麵有黨員，有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終究還是有個黨嘛！”
為此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這樣，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
繼上海奪權後，全國很多省、市掀起了奪權熱潮。
最先積極響應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負責之一劉格平，在北京經康生麵授機宜之後，回太原組織了“山西省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月22日，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第二個起來響應的山東省，帶頭造反的是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王效禹為什麼有如此大的膽子呢？原來他有一條內線。
這條內線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康生本姓張，是山東諸城縣人，他和前妻有一個兒子名叫張小石，“文化大革命”前此人在青島市任中學校長。
1月19日，王效禹派張小石到北京摸底。康生故意裝模作樣，由王力、關鋒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自己的兒子張小石，讓他轉告王效禹“要立即奪權”。得到了康生的旨意，王效禹於1月22日奪了青島市委的權，接著又率眾奪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三個起來響應的是貴州省，為首的是李再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通過寫密告信等方式同江青等人掛上了鉤。有人支持，就起來造反，奪了貴州省委，省人委的權。
第四個起來響應的是黑龍江省。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得到了由毛遠新為骨幹的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支持，成立了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奪了黑龍江省委的權。
這四個省加上上海市構成了1967年全國奪權的第一個大浪潮，在全國造成了全麵奪權的形勢，使整個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
到1968年9月，經過20個月的所謂“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