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戰爭既是物質力量的較量，更是主觀指導能力的較量。毛澤東從來都認為，戰爭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客觀條件，隻是為雙方的勝負提供了某種可能性，而要決出勝負，還要加上主觀的努力。戰爭指導者要充分發揮自覺能動性，在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內，去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指揮藝術的最高境界是敵變我變，跟著變化或在發現敵人有變化的苗頭時先敵而變，發揮最大的靈活性，達到自己的作戰目的。由於客觀世界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對於管理企業者來說，就應該不斷地根據客觀變化的實際情況，進行管理模式的調整是取得好的管理效果的必然選擇。
中共中央正在召開遵義會議的時候，蔣介石開始重新調整部署，調集40萬大軍，企圖圍殲紅軍於烏江西北的川黔邊地區，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蔣甚至狂妄地認為，紅軍“流徙千裏，四麵受製，下山猛虎，不難就擒”。麵對比長征初期更為險惡的形勢，剛剛回到黨和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擺脫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堵，使紅軍從戰略被動轉為戰略主動的問題。為此，他要求紅軍必須摒棄“乞丐與龍王爺比寶”的陣地戰戰法，充分發揮我軍善於打運動戰的長處，敵變我變。
1935年1月28日，為落實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指揮紅軍在赤水河邊土城鎮的青杠坡與川軍展開激戰，以便為渡江北上掃清障礙。但由於對敵情判斷有誤，戰鬥失利，國民黨援軍也迅速趕來。為避敵鋒芒，毛澤東指揮紅軍於29日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當紅軍進入川南時，國民黨軍以重兵封鎖了長江兩岸，蔣介石調集各路人馬拚命追擊，妄圖南北夾擊，聚殲紅軍於雲南紮西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果斷放棄渡江計劃，決定在川滇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並抓住黔北國民黨軍兵力空虛的弱點，出其不意，於2月18日至21日揮師東進，二渡赤水。3月2日，蔣介石飛抵重慶，親自指揮對紅軍的圍攻。他重新調兵遣將，妄圖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狹窄地區。毛澤東將計就計，故意在遵義地區徘徊尋敵，誘使更多的敵人前來。當敵軍逼近時，毛澤東率紅軍於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3月20日，為迷惑、調動敵人，毛澤東以紅一軍團1個團偽裝主力，大張旗鼓地向古藺前進，誘敵向西，而紅軍主力則於21日晚至22日秘密、神速地東進，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絕倫的軍事行動。在這一行動中，毛澤東根據“敵變我變”的作戰指揮原則，巧計頻出，奇謀不斷，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聲東擊西，避實就虛，於劣勢中造優勢，於平勢中造險勢，於常勢中造奇勢，指揮紅軍縱橫馳騁於川黔滇廣大地區，穿插迂回於敵重兵集團之間；把“打”與“走”科學地結合起來，以“打”開辟道路，以“走”創造戰機，“打”則使敵聞風喪膽，“走”則令敵望塵莫及；把戰法的靈活性發揮到了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的程度，完全掌握了戰役主動權，使敵完全處於被殲或疲於奔命的被動狀態，紅軍因此而跳出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戰略目標，取得了長征中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
在25年後的1960年，當來訪的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讚譽毛澤東指揮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毛澤東說，四渡赤水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筆。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占權說，“四渡赤水的核心在於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戰法，在於敵變我變、避實擊虛。這與紅軍長征初期不顧敵情一味死打硬拚形成了鮮明對比，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麵結束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回到了紅軍手中。”
毛澤東贏了！達到了自己的戰略企圖。蔣介石敗了！沒有能夠阻止紅軍北上。毛澤東每一步都處於主動的地位，蔣卻步步被動。如今商場對決，市場爭鋒的企業也是如此，必須緊跟市場牢牢掌握主動權才能處於優勝的態勢，任何市場都是由人來把握的，所以首先隻有在人的管理上處於主動地位才能夠掌握主動權。管人的主動權就是要用積極主動的態度對於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與之匹配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