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美國應該用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來宣傳美國的觀點。1958年3月21日，艾森豪威爾在給杜勒斯的備忘錄中稱，蘇聯已經在裁軍問題上采取主動了，他想要采用一個“驚人的”的建議來向世人表明美國致力於和平的願望。他寫道，“世界各國要求我們要使所有的國家確信我們不僅是和平的、友好的，而且我們還應該在致力於和平方麵采取主動，這是要求我們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們的公共關係問題使我們對此毫無辦法，我們需要與我們主要的盟國采取一致觀點。盡管蘇聯的許諾和聲明不可靠，但是卻具有吸引力，蘇聯鐵板一塊的宣傳使我們在宣傳上處於不利的境地，使我們在宣布我們的和平意圖以及我們追求和平的有效性方麵顯得不太具有說服力。”這些政府文件及備忘錄都向我們表明，對於美國來說，軍備控製並不是一個建立東西方之間互相信任以及協調分歧的契機，而是一個需要新奇的包裝和宣傳的公共關係問題。
兩天以後，美國情報部門得到消息，稱蘇聯打算單方麵宣布暫緩核試驗。杜勒斯認為對此美國必須要宣布自己的核禁試計劃，美國必須采取一些重要的舉措來贏得世界輿論的支持，因為美國現在已經被認為是一個軍事主義的好戰的國家，在這方麵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輿論的支持。對此艾森豪威爾也持相同觀點。艾森豪威爾認為“世界輿論是個事實，民眾對核試驗懷有焦慮，並引起了緊張的情緒”。因為“盡管核試驗並不邪惡，但是人們卻相信它是邪惡的”。他認為，從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來講，禁止核試驗對於美國是不利的，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美國需要給國內外民眾一絲希望的基礎。“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國尋求和平、給予盟國忠實的夥伴身份，但這卻不能夠給世界輿論造成有力的衝擊”。於是，盡管國防部與原子能委員會都堅決認為美國的軍事姿態取決於進一步的核試驗，但艾森豪威爾卻堅決認為應該禁止核試驗。
到了3月31日，蘇聯宣布將暫停所有的核試驗，並呼籲美國和英國也效仿蘇聯的做法。很顯然，蘇聯此舉的目的也是出於宣傳上的考慮，因為蘇聯剛完成一係列大規模的核試驗。但是蘇聯的這個建議卻對國際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英國、西德、印度以及日本，民眾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核試驗示威遊行。此時的世界形勢表明，美國很難再繼續進行核試驗。在此情況下，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認為美國不得不盡快采取行動來平息世界輿論。杜勒斯認為，如果美國不能顯得願意就停止核試驗與蘇聯協商的話，美國將會在道德上被孤立起來；如果美國不顧及世界輿論，美國就將會在這一方麵被蘇聯擊敗。在1958年4月30日給艾森豪威爾的備忘錄中，杜勒斯稱“隻有通過具體的行動，我們才能夠反擊在國外盛行的、將美國看成是軍國主義國家的錯誤觀點……在核試驗問題上我們不能夠繼續保持頑固態度而使蘇聯的聲譽得到提高”。
艾森豪威爾也認為公眾輿論促使美國不得不采取行動。在1958年召開的一係列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承認很關心繼續進行核試驗會造成的心理影響。他認為在核試驗方麵，美國的聲譽已經受到了損害，必須將這一點和停止核試驗將會帶來的其他有利和不利之處都考慮進去。公眾輿論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必須讓世界各國對裁減軍備保持希望。世界各國需要美國對於裁減軍備作出明確的答複，而美國必須采取行動使裁軍問題取得進展。
但是政府部門內部卻對於是否禁止核試驗具有不同看法。原子能委員會、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強烈反對禁止核試驗。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核禁試公約應該成為一個重大的裁軍協約的一部分，需要有效的監督機製，但是在此時緊張的國際關係之下，這個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原子能委員會也認為美國需要繼續進行核試驗以便使美國一直處在技術前沿，與此同時研製不會產生放射性粉塵汙染的核彈。
在多方協調之下，1958年4月艾森豪威爾發表聲明，建議如果蘇聯同意建立監督機製的話，美國將同意就核禁試進行協商。到了8月份，聯合國準備發表一份關於原子輻射所帶來的影響的報告，此時對美國來說形勢變得更加緊迫了。杜勒斯強烈認為國際輿論迫使美國必須得采取大膽的行動，他認為“除非我們現在采取激進的步驟，否則結果就是，在世人眼裏我們就成了一個一意孤行的軍國主義國家，沒有朋友也沒有盟國。在年內這將會表現得很明顯。你們肯定會看到有的國家背離我們。許多人會說這些國家背離我們是不理智的，我們有充分理由繼續進行試驗。但是日本政府將不能夠和我們站在一起，印度不能夠，即將在英國和德國上台的政府也不能夠和我們站在一起。將沒有國家願意成為我們的朋友或者盟國，沒有國家想讓我們把我們的軍事設施駐紮在他們的國土上，並且和我們站在一起。當然，停止核試驗會使我們處在一定的危險之中，但是，隻要我們保持我們的報複能力，被孤立、被包圍、被束縛的危險要比大規模原子彈進攻的威脅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