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彈為和平”計劃源自原子彈專家奧本海默的一份報告，該報告認為美國與蘇聯在裁減軍備方麵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極其微小，因此建議放棄在聯合國與蘇聯進行協商，同時加強防務，加強與盟國的團結，減少突發性核戰爭，並且告知民眾氫彈的威力。但是艾森豪威爾卻認為，在聯合國討論控製軍備“至少是很好的宣傳”。經過一係列的考慮之後，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爾發表了題為《和平的機會》演講，演講中指出軍備競賽的危險，指出和平並不隻是意味著緊張形勢的緩和，他要求蘇聯表現出誠意結束朝鮮戰爭，結束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敵對行動，與奧地利簽署協定，使德國統一，並允許德國自由加入北約等等。雖然要求蘇聯表示出誠意，但艾森豪威爾卻絲毫沒有提到西方的讓步。總之，艾森豪威爾的前提就是蘇聯必須向西方的要求妥協。
美國還為其軍備控製製定了前提條件，正如杜勒斯在6月份所說：隻有政治問題取得“相當的進展”美國才會同意軍備控製談判。8月份的NSC112/1文件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為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提供了正式的政策引導。文件提醒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隻有當朝鮮、奧地利和德國等政治問題的解決取得進展之後，才有可能進行嚴肅的、細致的裁軍談判”，應該避免“任何試圖打破裁軍僵局的努力”，但是美國又必須顯得 “願意”協商，“美國應該繼續向世界表明自己具有持久的願望，表明美國想要進行全麵的、有保障的裁軍。這種姿態是可行的，因為美國的盟國需要減少國際緊張局勢並且裁減軍備，因為蘇聯的和平攻勢已經燃起了它們的希望，但是蘇聯已經引爆一顆氫彈的報道又引起了它們的恐慌。”盡管文件提出要采取一種渴望達成協議的姿態，但是提升美國和平鬥士的形象並不等同於宣傳，美國所有的計劃都應該是“合理的”、“可行的”，以便應對國際形勢的變化。
艾森豪威爾確信蘇聯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持有永久的敵意，蘇聯拒絕在東歐和德國進行自由選舉是不道德的，蘇聯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擴張。而他對於蘇聯的不信任也使他得出結論：美國不可能與蘇聯成功地協商，但是卻可以利用這些協商來進一步強化美國與西歐的聯盟，以及向世界證明美國尋求和平的決心。
艾森豪威爾的這一思想也體現在NSC162/2文件中，該文件將心理戰和軍事以及經濟手段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支柱。文件認為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和心理戰，而不是常規戰爭。蘇聯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主要表現在心理方麵，即不斷地削弱美國和其盟國的意誌，使它們不再抵抗外圍的蘇聯侵略。同樣重要的是，蘇聯的和平建議增加了美國的盟國對於蘇聯的威脅的性質以及美國的領導權的質疑。文件認為，蘇聯的政治戰策略主要是依靠和平外交和軍事態度：“這樣的政治戰將利用民眾對原子戰爭的恐懼和對和平的渴望，尋求利用自由世界國家的差距和中立主義態度，以及不發達地區的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文件認為這樣的政治戰策略使西方世界不可避免地要與蘇聯協商，但是，美國與蘇聯協商不是因為蘇聯“準備接受永久的解決方案”，而是美國需要“保持盟國對美國持久的支持”。文件解釋道，美國的盟國“往往不像美國那樣認識到蘇聯的侵略迫在眉睫”，許多歐洲人擔心美國的政策將“把歐洲卷入一場大戰中”而且會“無限期地延長冷戰的緊張局勢”。文件認為這些因素隻能夠加重盟國與蘇聯妥協的壓力。因此，艾森豪威爾政府尋求找到一個完美的方式，一方麵告知民眾核武器的信息，一方麵給盟國提供希望，避免迫使“易受影響的也因此而更加緊張的盟國采取中立主義”。美國需要緩和這些擔心，“讓它們（盟國）相信美國希望達成這些解決方案。”正如艾森豪威爾所說，“我們要向世界證明我們正在努力爭取和平，而不是要用我們的原子彈和熱核炸彈（毀滅他們的民主），讓他們退回到王國時代”。
與此同時，蘇聯領導人繼續宣傳其對於和平共存的許諾，以及與美國就軍備控製和其他重要問題達成妥協的願望。7月份朝鮮戰爭停火協議簽訂以後，更加使西歐傾向於接受蘇聯的和平姿態。歐洲民眾一方麵希望能夠避免核武器帶來的毀滅，另一方麵希望東西方能夠出現緩和。在這種背景下，艾森豪威爾政府決定在《和平的機會》演講的基礎上再發展一步。
艾森豪威爾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假定美國和蘇聯各自給聯合國提交一些可裂變物質進行和平用途。”原子能委員會委員萊維斯·施特勞斯（Lewis Strauss）認為，“這個建議太新奇了，也許具有宣傳的價值，但是卻沒有實際價值”，並且指出在裁軍方麵這個建議不可能取得任何結果。但是艾森豪威爾卻不為所動，指示施特勞斯進行進一步研究，同時要考慮到心理戰的效果。這最終才有了前麵提到的《原子彈為和平》演講。而下麵將要提到的開放天空計劃與《原子彈為和平》演講一樣，其目的並不是要緩解東西方的緊張局勢，其實質也是艾森豪威爾政府進行心理戰的一個武器。
1953年，艾森豪威爾的“新麵貌”戰略將重點更多地放在利用核武器和大規模報複來威懾蘇聯的進攻，同時，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采取的和平姿態使冷戰的性質發生變化，這也使艾森豪威爾政府更多地注重政治和心理戰。美國擔心蘇聯的“和平共存”策略會鼓勵歐洲的中立傾向，削弱美國的盟國，減少歐洲對於重新武裝的支持。為此，美國在西歐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宣傳，側重積極的主題，增加西歐各國對於美國的信任和好感，保持美國作為世界領導的地位。因此，就連與蘇聯就裁軍問題和軍備控製進行的談判也被打上了心理戰的烙印。美國政府認為，無論談判成功與否，談判本身就是向世人揭露蘇聯的野心，加強西歐的決心，打擊中立主義，滿足各國要求軍備控製的願望。
1953年艾森豪威爾剛上台不久，就收到一份題為《裁軍和美國政策》的報告，報告認為與蘇聯協商是沒用的，而且不可能與蘇聯就裁軍問題達成任何協議，必須放棄這些協商，因為這已經主要是用於宣傳目的了。在討論這份報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強烈反對這種認為不應該在裁軍談判中混雜宣傳和外交的觀點，他認為在聯合國討論裁軍問題“至少在宣傳上是有利的”。於是在接下來的五年當中，美國繼續在聯合國框架下與蘇聯進行裁軍談判，但其目的卻主要是為了宣傳。談判代表們被要求不能主動提出任何實質性的行動，他們參加討論主要是“反擊蘇聯使用裁軍問題來進行宣傳”。美國代表應避免任何“打破裁軍僵局的努力”，但是要顯得“願意談判”。他們需要保持戰略上的主動，向世界表明美國在追求裁軍方麵是嚴肅的，但是他們要避免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以防被蘇聯利用。與此同時，美國提出的所有建議都應該是“正當的、可行的”，以便取得最佳的宣傳效果。“我們過去對於裁軍的堅持已經使大多數國家相信我們的誠意，因此這也是最好的宣傳形式。”1954年，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蘇聯成立了一個五國委員會來談判裁軍問題，但是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所指示的，美國代表采取種種手段來阻礙裁軍取得實質性進展，到了實在不能拖延采取行動的時候，艾森豪威爾政府又利用即將到來的日內瓦峰會使五國裁軍委員會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