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氣氛更加濃重，這些藝術家們不僅僅是反納粹的象征，更被賦予了反共的任務。正如在1948年，柏林的文化領袖們與他們的同胞一起為基本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的權力而戰。今天的藝術家們是為自由和民主而戰的先鋒，尤其是那些在柏林封鎖期間與“序言”有聯係的住在柏林的美國人。
1948年11月，大約1600位德國藝術家向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請願，聲稱如果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他們就會被迫接受蘇聯的資金和藝術支持。很顯然，這些藝術家們的目的很明確：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必須提供他們要求的財物支持，否則他們就會改變政治立場。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非常重視此次請願，因為如果大批藝術家逃往蘇占區的話，不僅會令美國很尷尬，而且還會被蘇聯利用，蘇聯會以此宣傳德國知識分子們更傾向於蘇占區的生活。因此美國認為采取積極措施“會達到重要的經濟和政治目標”，答應藝術家們的要求，一方麵會使他們安靜下來，另一方麵還可以宣傳美占區的個人自由和選擇。於是“序言”的成員和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一起製定了具體的計劃：包括允許藝術家們組織小型的畫展出售作品，允許這些售賣活動在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的辦公大樓裏舉行，並且由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的工作人員陪伴等等。作為回報，藝術家們必須每月向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提交秘密報告，如果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需要藝術家們的服務，他們也不能拒絕。
除了這些秘密的途徑之外，美國駐德國軍事占領政府還采取了一些公開的措施，如舉辦繪畫作品大賽等，以此引導藝術家們的創作，增強德國和美國之間的文化聯係，並體現美國在德國文化生活中的領導作用。
但是早在歐洲勝利日之後不久，駐德國的美國官員們便很不情願對德國文化妥協，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就是承認歐洲人的那句批評“美國人是愛錢的野蠻人，根本沒有自己的文化”。美國擔心，對德國文化的妥協會增加德國的“民族感”，使德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生活和文化都要優越。例如，1945年，美國新聞控製司的司長羅伯特·麥克柯拉爾（Robert McClure）批評《新新聞》的編輯將3/4的文學版都留給了德國作家，而主編指出Carl Sandburg 和John Steinbeck 都屬於美國的精英作家，麥克柯拉爾感到很迷惑，說道：“這就對了，可是Sandburg 和Steinbeck都是德語名字，德國人會認為他們是德國人。”不難看出，美國對德國的文化表現出的優越是多麼敏感。
與此相反，蘇聯比美國早一些意識到歐洲人強烈地認同自己的高雅文化，於是蘇聯便經常在蘇占區的報紙上發表一些文章，表明歌德和貝多芬在熱愛文化的蘇聯人中間多麼受歡迎。
美占區的軍事政府在1945年到1950年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德國人擔心接受民主價值觀會喪失自己的文化遺產，因此政治原則和文化標準之間的衝突早在許多德國人當中造成了一種“美學三段論”，即，我不喜歡爵士樂；2.我將爵士樂和美國的民主聯係起來；3.我不喜歡美國的民主。他們認為，至少共產主義者們還喜歡聽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而傾向於民主思想的觀眾卻隻喜歡用爵士樂來麻痹自己的大腦。
隨著美國的宣傳家們越來越了解德國人的文化偏好以及高雅文化在歐洲社會中的重要性，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早期對德國文化政策的偏頗，並作出了相應的調整。美國官員們認識到，美國的文化項目不應該隻反駁蘇聯的指責和向德國觀眾介紹美國的生活和文化，欣欣向榮的跨大西洋合作關係也需要文化的紐帶。為了改變歐洲人過去對美國文化的消極看法，消除美國和德國的軍事和外交衝突帶來的負麵影響，就需要讓德國人更多地了解美國的高雅文化和科技成就。換句話說，美國不能隻告訴德國人如何更像美國人，相反，文化項目應該告訴德國人，在高雅文化層麵美國和德國有多麼相似。而且，文化紐帶不僅優先於德美政治合作，而且會塑造德美政治合作的關係。因為自從19世紀以來，美國和德國的文化精英們就開始了廣泛的文化合作，例如大批德國教授來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高等學府任教，而一些美國教授則到柏林大學等德國高等學府任教；除此而外，德國的藝術家們頻繁地來訪美國以便獲得靈感，而德國的銀行家們則沿著東海岸設立了許多分行，並且穿梭於大西洋兩岸進行業務聯係。所有這些都向德國人表明，德美兩國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交往的曆史是悠久的，範圍是廣泛的。
於是如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中所言，在1947年，在被占領的德國，蘇聯和美國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文化宣傳。美國辦起了美國會堂作為文化據點來宣傳美國，在寒冷的氣候中提供了舒適的閱覽室，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教育與文化關係處主任向美國會堂的工作人員發表了一篇題為《走出瓦礫》的演講，強調他們肩負著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榮來擔當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戰性的使命。你們被挑選出來，來改變這個被打敗、被征服、被占領的德國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這條艱難的路上布滿陷阱，為此你們應當感到光榮……盡管美國在文化領域已經作出了偉大貢獻，但是德國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卻都不了解這一點。我們的文化被認為是物質主義，人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評論，說‘我們擁有的是技術，是思想，而你們擁有的隻是金錢’。於是美國的成就一批一批地運往歐洲，在柏林展示出來。歌劇新秀、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資在歐洲舉行首演。經與美國的大專院校的教師、劇作家和導演商議後，製定了龐大的戲劇演出計劃。美國有關當局遵照席勒關於戲劇要“陶冶精神”的原則，設計了一個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劇目單。這些主題包括“民主與自由”、 “信念的力量”、“人生而平等”、“戰爭與和平”、“腐敗與正義”、“犯罪將自食其果”、“道德、品位和舉止” 、“追求幸福”及“揭露納粹主義”等。
書籍成為美國爭取德國人的心靈和思想的重要工具。美國製定了一個龐大的圖書出版計劃，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國讀者介紹美國。美國軍事占領政府求助於商業出版公司，以確保普通書籍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這類普通的書籍被認為比政府資助出版的書籍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它們不帶有宣傳色彩。但是這類書籍又確實是用於宣傳目的的。僅美國軍事占領政府心理戰處委托翻譯的作品就達數百種之多……在戰後的德國及其他被占領土上，美國人的聲譽從出版計劃中得益匪淺，美國文化受到的讚許扶搖直上。這都要歸功於發行了一係列的圖書……凡是作為明確的“反共計劃”一個組成部分的歐洲作家，也都被推薦給讀者。任何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批評，任何對以政權形式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批評，隻要是他們認為是客觀的，具有說服力而且又合時宜的，都是適宜的讀物。
除了繪畫藝術、戲劇、書籍、報告會和展覽之外，美國的宣傳家們還發現音樂在德美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早在1850—1918年間，德國的嚴肅音樂就已經占領了美國音樂界，大批德國音樂家、作曲家和演奏家來到美國旅行、舉辦音樂會，甚至定居，從而將管弦樂和交響樂帶給美國觀眾，並且幫助美國成立了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交響樂隊和音樂學校，以至於到了19世紀末，在美國音樂甚至成了德國的同義詞。
德國音樂家們在美國取得的成就在兩國之間搭建了一座情感的橋梁，曆經了兩次世界大戰仍然曆久彌新。到了冷戰期間，兩國之間的這些文化紐帶和活動突然之間帶上了政治色彩，被利用到政策製定過程當中。美國製定和進行了一係列文化項目，包括文化交流、貿易公約和演奏會以及藝術家互訪等，目的是向世界各國和德國證明美國人和德國人對音樂有著共同的執著。學生、藝術家和商人們開始頻繁交往，在追求自己的目標的同時也成了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的一部分。需要去國外留學的學生可以申請富布賴特交流項目，而藝術家則利用美國為意識形態之戰而提供的基金，表演藝術家們則可以申請政府基金去國外為外國觀眾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