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年記》、《秦紀》、《竹書紀年》這一係列的古史記錄方式來看，基本是編年體的寫法。孔子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參考各國的編年史而修訂成了一冊《春秋》。這是由商周到秦末史書的基本形式。這也是後來司馬遷寫《史記》時，既有發展，又有繼承的因子。司馬遷創立了紀傳體的曆史著作法，但是又不能不將編年史法繼承下來。他利用《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十表，將由三代到漢武的事，以年係之，使紀傳與編年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這便是司馬遷的聰明之處，也是他對中國曆史著作在形式上創立了完美的體例，使曆史上的時間、空間、人物、事件，在著作中有更廣泛的活動空間，更靈活的表現方法，找到了著史的好形式。即使如此，編年的寫法，在中國曆史典籍中仍然是一枝獨秀的，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及《續資治通鑒》、《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及至現在，編年的史書也還層出不窮。
劉知幾在《二體》中說：“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浦起龍釋“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釋《春秋》為“編年之祖”，《史記》為“紀傳之祖”。這是曆史著作的兩種著述的體例，由古及今無出其外者。即使現今之分章分節之體例，也不過是以時間為序而分之的而已。《秦紀》與百國史記一樣，乃是編年史的草創者。《春秋》則是依據百國春秋筆削而年的一部編年史。在這方麵，《秦紀》與百家春秋具有編年史的開創之功。它在特殊的曆史時期因為特殊的曆史與形勢下而保存了下來，成為司馬遷著《史記》的重要材料之一。
（三）史意
《秦紀》與春秋戰國各國的史記在創造中國編年史的體例上作出了貢獻，具有創新性的意義，這也包括睡虎地竹簡的《編年記》以及最近《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14日《收藏鑒賞》所報導的湖南裏耶古城出土的秦簡2萬枚，其中有一部分記錄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的事，一年不少。這是在體例體裁上的貢獻，也便是“史法”。但是，中國的史家特別重視史意。章學誠在《家書》中說“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在《和州誌誌隅自序》中也說：“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餘《文史通義》所由作也。”章學誠所說史意是什麼？就是孔子說的“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個義是什麼？就是義理之學。所謂治史應有辭章、考據、義理三方麵的要求，也就是文字功夫、考證功夫和總結曆史經驗及意義。總結曆史意義是為了教育後代，使後人從曆史的過程中，總結經驗教訓，從而使曆史達到明智、潤得、敬世、勵誌的作用，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與個人情操，造就一代新的人才。這一點，孟子及後世史家多有論述。
孔子自己為什麼作《春秋》及《春秋》中所含的意義，司馬遷有明白的記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懼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這便是孔了作《春秋》的目的和《春秋》所蘊含的義。就是要以曆史彰顯好人，鞭撻壞人，讓好人為後世之範，將壞人釘在恥辱柱上。這正是從古至今經常有人篡改曆史的原因。孔子對這一點是明確的，心中明白如鏡。司馬遷繼續寫道：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一部書何至於對孔子這麼重要，以至於因此書而導致“知丘”與“罪丘”這樣的結果呢？《集解》引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這便是史意。司馬遷轉述了孔子關於史意的述說，並加以解釋。
孔子以後，孟子對孔子作《春秋》也有一番論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將孔子作《春秋》之義說的已經相當明白了。那便是在亂世之時，以《春秋》為武器（批判的武器）來撥亂反正，以正人心，震懾那些不忠不孝及橫議的處士。其他如莊子在《齊物論》一文中說：“《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聖人議而不辯。”在《天下》中說：“《春秋》以道名分”。但都不如孟子將孔子的義說得透辟。
孔子作《春秋》後三百年。司馬遷作《史記》。《史記》雖然是紀傳體。但從其寫作主觀來看是繼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史意的。這從他回答壺遂的話中便說明了。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蔽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之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事變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儀之大宗也。
維護王道，撥亂反正，救治人心，這便是“史義”。司馬遷的這段話，宋神宗在《資治通鑒·序》中，也重申了這個看法。
總之，從孔子到司馬遷甚至到以後的中國史家，都重視史著的史意。可以說，賦予史學以教育職能，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這也便是人們常說的“文以載道”。
（四）秦史中的史意
《秦紀》之後，司馬遷著《史記》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就，成一家之言”的偉業。他作的通史，紀傳式的通史，雖然班固父子對《史記》及司馬遷有同一的批評：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
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這種批評也是站在不同的學術立場上的指責，自然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班氏要求是非應同於聖人，這是建立學術偶像，自不足取法，但《史記》中對遊俠的歌頌，對富人的企慕，亦有頌不當頌，慕不當慕的地方，甚至陷入經濟決定論，也是不足效法的。他們都是講的史意，不過各人所講的史意的指導思想不同而已。即使如此，班氏父子仍然公允地評價了司馬遷《史記》的優長。班彪說：
然敘真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中我之才也。
班固則稱司馬遷：
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而在另一個地方，班固對司馬遷既同情，又讚揚，發乎情，書之版：
烏乎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乃思乃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班固對司馬遷是推崇的。他以《史記》為法，創作了《漢書》，為中國曆史學奠定了另一座新的裏程碑。《史記》是通史，而《漢書》是斷代史。它記述了漢高祖劉邦到王莽之誅，記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前漢史。重要的是，《漢書》繼《秦紀》、《編年記》之後開創了斷代史的先河。從漢以後，朝朝有史，迄今已二十六史了。其體例皆本於《漢書》。兩漢以來，出了兩位史學巨匠，皆在陝西關中，可說是曆史上的美談。範曄對馬班的評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