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月中，五時相配，然後有魚蟲開始活動，天子要穿什麼衣、駕什麼車、吃什麼、幹什麼，農事活動作什麼，祭典祭什麼、用什麼，都開始行動了。其他各紀，皆類此。將十二地配上天事、人事、神事活動，雖然機械了一些，但是，在談到自然變化、農事活動時，卻還是符合客觀規律的。這種思想，既有關於世界既是物質的變化的，又是互相聯係的唯物辯證的思想，也有主觀唯心的意圖。它的宇宙間存在著普遍的聯係的辯證觀點仍是它合理內核。它說“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人與天地萬物有著統一的聯係，人本身便一個小宇宙，是一個小係統（子係統）。因此，治身、治天下應該“法天地”。
在這種思想即統一聯係的思想的指導下，它認為世界的事物都不是單一的。“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事”。比如，做車是“數官然後成”。好味道，是由水和五味按比例作成的。因為事物的聯係密不可分，所以局部是依存於整體的，整體也依恃於局部。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
這段話，前半段是說整體對局部的影響，後半段則進一步說明整體與局部的互相影響，互相依存，即小（局部）的安定，要靠大（整體）的安定，大（整體）的安定，要依靠小（局部）的安定，小的、大的、貴的、賤的，是互相依賴的。這個命題是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它發現了小的意義，闡述了小在整體中的價值，也提升了賤與貴的關係，貴對賤的依據，“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無疑是對君權神授、上智下愚不移、君君臣臣關係不變的挑戰，起碼它認定了小、賤與，下與上在整體中的重要作用與價值。這個命題的深遠意義在於讓下與賤認識自我，肯定自我，在發展中去實現自我。它也為以賤犯貴，以下犯上的思想作了理論的闡述和提供了理論武器。正是基於這一點，《呂氏春秋》中提出了“本”的概念“宗廟之本在於民”的民本思想。民為宗廟之本，也是社稷之本。民從賤中脫穎而出，由賤而貴了。自然，民本思想的最早提出並不始於《呂氏春秋》。三代而下乃至孟子均有這種思想。但是，《呂氏春秋》把這種思想理論化了，作出了學理性的界定。同時，民也仍是在君及其所命的官員的統禦之下的。但民被重視了，這總是一個進步，具有曆史唯物論的成分。
《呂氏春秋》成書以後，“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一做法在古代本身便是一件具有很大氣魄的舉動。呂不韋編成此書是為了給即將誕生的王朝製訂一個治國安民的綱領。他將書公布出去，在於讓更多的人了解今後國家的政治綱領、執政思想，以便規範國人行為，帶有廣泛宣傳的意思。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這是惟一的公示辦法。公示出來，讓更多的人明白，這確實是一個明智之法，開明之舉。我以為，其宣傳意圖遠過於征求改錯的意圖，也許他本來的意圖便是借改錯而公示，以達到宣傳的目的。以後始皇帝循此例到處立碑刻石，與此有同功之用。東漢獻帝時高誘在《呂氏春秋序》中說：“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這個說法便十分不妥了。第一，司馬遷並未說沒有人提出修改意見，怎能下此無人能改之說呢？第二，即使真的無人能提出修改意見，也絕不是“憚相國畏其勢”。須知春秋戰國的士，還是有點精神的。他們敢於不避王的斧鉞之誅而放言，何怕之有？就是在此書分布不久，秦王攻平了盩？之亂後，將其母放逐，聲言敢諫者死，仍然有茅焦敢於直言。王且不怕，明知必死且不怕，何怕相國，更且又無死之威脅呢？無人改錯者，其原因在於無錯可敗，或即使有錯，又無人能看出其錯。因為，這部書是呂不韋所招的門客三千人中的各學派代表人物“人人著所聞”而成的。可以說將秦國的有識之士盡數網羅其中，編書者自難提出要改之錯，那麼在古代文化不發達、知識階層如稀有動物一樣的情況下，又有幾人能通讀該書，並提出修改呢？所以，高誘之說，不但誤解了呂不韋的意圖，更低估了呂不韋的氣度，還錯識了當時士的骨氣。而呂不韋此舉，確也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壯舉，豪氣幹雲。
《呂氏春秋》中關於宇宙互相聯係又互相製約的思想，閃耀著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光輝。《呂氏春秋》也是當時學術集大成的成果結晶。後來，它的總體思想因了呂不韋的免相自殺而被棄置不用。這樣，秦王朝後來實際是缺乏統一哲學思想指導下的理論，導致了實用的唯心論的肆虐。其政治統治的迅速瓦解，從深層來說，與此有關。
（五）嬴政的哲學思想
秦始皇帝九歲以前為人質之子，住在趙國邯鄲。九歲至十三歲在秦為太子，接受王儲的訓練。這個時候他所接受的思想是龐雜的：一是來源於秦國在商鞅以後長期流行的法家思想，二是來源於對他有監護之權的相邦呂不韋及其門客的思想；其中包括儒道法墨陰陽等家；三是他自己在學習中所知的思想家的思想，如他所知的韓非的思想；四是他對趙國受屈辱的反思，對秦宮中生活及秦國當時強盛國力及呂不韋與其母私通等的思考；整個來說，這些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雜居一窠。他並無能力將其條分縷析，形成自己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畢竟他還年輕，親政時才二十二歲。親政以後的內政外交使他不能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統一以後，他三十九歲，已屆不惑，但是思想並不成熟。巨大的成功及帝王的權勢，使他沉浸在盲目的自信之中。在他的周圍，頌聲如潮，群臣的媚上及他性格的自用，使他很自然地對韓非倡言的法、勢、術中的勢愈來愈有興趣。這也正是文化素質偏低的權勢者的必然取向。我曾說過，秦統一以後，“缺乏批判武器，沒有統一的理論基礎，所以混亂的思想並未統一”。始皇帝個人的行為和處事方式經常帶有隨意性和主觀性。便是這種取向的結果。
他的主觀隨意性決策，表現在他“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剛戾自用”。表麵在決策上便是行為的無規範。舉例如下：信鬼神，求不死之藥；聽方士的話，在鹹陽建宮祈禱，自稱“真人”不稱朕；聽燕人盧生奏盙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使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原先要集文學方士興太平，一言不合於心，便焚書，接著坑儒；秦軍攻下邯鄲，立即前往報兒時之仇；多次大索，隨便殺人；等等。這些決定，絕大多數關係到秦王朝的基本政策。
隨意性的政策，以刑殺為威，從形式上看是對勢的濫用，從思想方法上來說是主觀唯心論的發泄。這種主觀唯心論的發展愈到後來愈嚴重，焚書坑儒是其頂點。第五次出巡在平原津已經有病，但仍“惡言死”，直到沙丘病入沉屙，才發詔書，結果造成了趙高、李斯、胡亥三人的篡權陰謀得逞。趙高原來有大罪，是始皇帝以勢而使其逃脫製裁甚至讓他竊取了要職；胡亥年幼無能無知，是他帶在身邊；扶蘇賢能而有思想，僅因對他的焚坑提出異議，是他將扶蘇放逐北方，遠離政治中心。主觀隨意的決策，造成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也給秦王朝的滅亡留下了伏筆。他死後不三年，秦亡。從現象上看，秦亡於胡亥，從實質來看秦實亡於始皇帝。從現象上看，秦亡於勞民傷財與暴虐，從哲學思想分析，秦亡於因主觀唯心論而造成的理論的缺失和政策的隨意性。這便是，主觀唯心論導致了他的實用主義思想，實用主義則造成了他執行政策的為我所用。所謂隨意性，是隨我之意，隨主觀之意，不顧客觀實際需要。
秦的哲學思想繼諸子之後，唯心、唯物，辯證、機械相雜，商君、李斯各逞其誌，將機械的唯物思想及主觀唯心論發展到了極致。呂不韋總結先秦學術，從哲學思想上改變了商韓的思想。獨具慧眼地提出了唯物的辯證的世界觀。始皇帝卻倒退了。始皇帝的倒退，除了曆史本身的原因，使他帶上了曆史的局限性以外，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因為，在他之先，除了先秦諸子外，而離他最近的《呂氏春秋》已經向他提供了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向他提供了能夠適應新王朝的統治的一整套理論和方法。但是，他拒絕了，卻將手伸向過去的曆史去撿拾那些已經被曆史遺棄了的陳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且隨心所欲地超越曆史過程，直奔郡縣製。本來，西周的貴族政治所實行的分封製，是適應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貴族政治的。秦後的君主政治，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貴族政治的血緣關係，但是並未根絕血緣關係，君主還是以父子相傳的，君主的血脈後人仍然是社會中的貴族。秦始皇帝想超越曆史不封王，是主觀想像，結果不成功。漢代則解決得較好，並為後世所繼承和在發展中改善。這又是一次主觀唯心的破產。恩格斯說過，哲學革命成了政治變革的前導。在這裏也顯示出了哲學思想在政治變革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