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自從有了管理人民的政府，也就有了政府的主管，這便是政府的官員。曆代有作為的帝王，為自己政權的穩定，都很注意對政府官員品德的要求，簡單說便是官德。周代對“群吏之治”的要求是“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這六個方麵，包括了對官員們的個人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態度、思想品質等全方位的要求。到了春秋戰國以後，一個新型的政治體製已經呼之欲出。對於新的國家的管理人員也就是官吏，學者提出了新的更為具體的要求，而在秦代，除了君主獨尊外，對官吏的要求則將先秦學術界的要求，包容了進去。其內容則反映在睡虎地雲夢秦簡中。
（一）學者筆下的官吏
官是治民的，但也要向王或君主負責。因此，貴族政治時的周對官吏有“六廉”的要求，對社會轉型期對新時期的官吏的道德操守和行為準則，學者們及政治家也作過考慮。
儒家主張的是正名分。“必也正名乎”。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他要行仁政，施禮樂。要行禮治自然要正名，分清等級。這個等級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名除了正級別外，還要名實相符，行為和與地位相等。他主張官吏首先要愛民，所謂“仁者愛人”。官吏自己應該有個好樣子，要讓民服。“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個好人做官，人民是服的；搞個壞人當官，民是不服的。官員們的表率作用是很重要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關鍵是“修己以安人”。修己是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提高業務能力，總的是個人的素質要高。素質是什麼，按儒家的觀點便是忠孝仁愛禮義和廉恥，這便是修身。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後儒家的孟子主張義，荀子主張禮治。
商鞅是主張法治的，因此對官員的要求是行法。要讓“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這樣，“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也”。管子將臣也就是官吏分為法臣（一切行法）、飾臣（好名無實）、侵臣（枉法行事）、亂臣（用鼓樂美女以亂上）、諂臣（媚上欺下）、愚臣（輕罪重罰）、奸臣（造謠生事）這七種，讓君主注意，並且說明了除法臣以外的六臣的可惡。韓非是用勢、法、術來對付君主，也是君主的統馭之術。“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勢者，勝眾之盜也”，“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官吏實際上是君主的爪牙。對官吏的考察、賞罰，大多以陰謀詭計進行。他認為，君主“其用人也鬼”。王先慎曰“如鬼之陰密”。在《八經》、《主道》、《內儲說》上下、《外儲說》等編中，充斥著君主對臣子的特務手段和陰謀。官員們則隻好去應付，對於官吏的守則便注意不多了。
道家的無為、無欲思想也表現在對官員的要求。他認為“治大國若烹小鮮”；是小菜一碟。其要求是官員對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他的政治思想是無為而治，放任發展，無所謂規範。他認為規範是一種束縛。
春秋以來，反對官吏貪賄是共同的。《左傳》桓公二年記載魯大夫臧哀伯談到郜將宋華督殺殤公後怕諸侯征討，而將郜國所造的鼎送給魯桓公，以賄賂桓公，而魯桓公居然將之放在太廟這件事時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由此事而說明官吏受賂是失德的根源。實際是涉及到官德，也便是官員的行為規範。
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主要是給皇帝（統一以後的君主）看的。他在書中的許多地方提出了用人需要用的幾種人。這幾種人當然是讓君主用的，是治理百姓的官吏。這幾種人是：
至忠：“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也”。他舉出了申公子培與荊莊王的故事。
忠廉。“士，議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為諸侯，實為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他舉的是要離刺王子慶忌的故事。
有節之士。“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
尚德行義的人。“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
貴忠的人。“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此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直諫之士。“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這些便是呂不韋對官吏規範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其中有濃烈的儒家思想的味道。
從孔子到呂不韋對官吏的規範方式都比較原則，隻提出了指導思想，而行為規範則不夠具體。雲夢秦簡中的《語書》及《為吏之道》則比較具體地對官吏的行為規範作出了規定。
（二）郡守對縣、道考課的標準
1975年12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11號墓出土竹簡1155枚。其中《語書》由14枚竹簡組成。這組竹簡是南郡守騰的文書。台灣東海大學中文係吳福助教授認為是兩件文書，他指出：
《語書》竹簡凡14枚，係以絲繩分上、中、下三道順序編組成冊。每簡長27.5至27.8公分，寬0.5公分。其文字為墨書秦隸，書寫於篾黃上。據字體及內容分析，可分為兩篇。前8枚簡凡327字，是南郡守騰告縣、道嗇夫舉論吏民犯法行為的文書，可題為《案劾吏民犯法令》。後6枚簡凡197字，是移書列曹以考績課吏的文書，可題為《課吏令》。後篇文意與前篇相呼應，其移書對象，既為各具、道的屬曹，所以必為南郡文移，而發書者也應是南郡守騰，因此可視為前篇的附件。
這段文字是有道理的。吳文並作了校釋，下麵在論述中亦參考之。
這兩篇文書是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所發布的，距秦統一六國僅一年，所以也可視作秦王朝的文書。其中許多用語與始皇帝東巡立碑文句相似，如“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惡俗”。而同出簡之《編年記》紀年直至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故這樣處理是不會錯的。
前篇即《案劾吏民犯法令》是關於禁止南郡的“吏民犯法為間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的文書，要求南郡的縣、道嗇夫高度注意，如果知道而不舉劾，便是“養匿邪避（僻）之民”。如果這樣做，便是“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勝任、不智（知）也；智（知）而弗敢論，是即不廉？（也）。此皆大罪？（也），而令、丞弗明智（知），甚不便。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有（又）且課縣官，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
“這是對南郡中過去的鄉俗治理不力的縣、道官吏的申斥，如果他們治理不力，便不忠，是大罪，要追究責任的。南郡鄉俗，因為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其俗剽輕，易發怒”。《漢書·地理誌》：“漢中淫佚枝柱”。枝柱是不順從的意思。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南巡，在會稽立石中，特別提出：
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男女？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輕。皆尊度？和安敦勉，莫不順全。
這是在其他刻石上沒有見到的針對地方風俗的辭句。這同簡上的文字倒可映照。
這個文告說明，秦代的官吏的職責之一便是整頓風俗，以適應統一帝國的法律。後一個文書即《課吏令》，則是對官員的行為的規範，文字不長，錄如下：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也）；有（又）廉？（潔）敦愨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獨治？（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也），而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
惡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潔），毋（無）以佐上，絏俞（偷）隨（惰）疾事，易口舌，不羞辱，輕惡言而易病人，毋（無）公端之心，而有冒柢（抵）之治，是以善斥（訴）事，喜爭書。爭書，因恙（佯）眶真目扼棺（腕）以（示）力，訝於詢疾言以視（示）治，訝至訝入酣鬼言？斫以視（示）險，阻亢閬強肮（伉）以視（示）強，而上猶智之？（也）。故知此者不可不為罰。發書，移書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畫之。其畫最多者，當居曹奏令、丞，令、丞以為不直，誌千裏使有籍書之，以為惡吏。
這是對良吏、惡吏的區分標準及處理辦法。良吏是那樣懂法令，工作能力強，廉潔誠實，工作主動性強，處事公正，不獨斷專行，能端正自己，不同別人分開處理事情，不無謂爭議的官吏。懂法、廉潔、公正、誠實、主動、不扯皮，這些便是郡守對部下的要求。對良吏、惡吏，他采取向郡內通報的方式表揚或批評。
（三）《為吏之道》對官員的行為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