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戎王使由餘入秦以觀秦國狀況。秦穆公那時是繼承著周文化的儒家思想的。由餘對當時穆公所崇尚的“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並不以為然。由餘有一段話頗可玩味：
由餘笑曰：“此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餘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
於是便商議了以金錢美女的反間之計，使戎王不信由餘，迫使由餘歸秦。由餘的這段話，與老子的一些言論相近似：
夫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為無為，
則無不治。
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當然，還可以引出一些來。由餘的思想中蘊含著道家思想的某些成分。由餘雖然是戎王的臣下，但他是從晉國到了戎地的，且能晉言。他在晉國自然屬東方六國之列，文化較西鄙的秦國要發達得多了。雖然此時老子的道家思想尚未形成體係，但類似老子的思想應該是存在的。尤其在春秋之季，各國爭霸，各種思想正在萌發與成熟的期間，老子的思想也不是從老子才開始的。道家學說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在老子時成熟了起來，並由老子作了哲學的理論概括，形成了係統的道家學術。這一點，從《漢書·藝文誌》中便表現出來。《漢書·藝文誌》列出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除了老子及老子同時或老子以後的著作外，還列有老子以前的著作：
《伊尹》百十二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對這些著作，過去曾一概以偽書論。其實，我覺得，這些書也可能不是伊尹、太公、辛甲、黃帝所寫，但是應該是大體記錄了這些人的思想和學說的基本精神的，不應一概目之為不可信。而且，班固采錄時，也是比較審慎的。如對《周訓》十四篇，則指出“劉向《別錄》雲，人間小書，其言俗薄”。班固之《誌》，是對劉向及其子劉歆所著的《別錄》及《七略》而“刪其要，以備篇籍”的。這些，均說明在老子之前，道家的一些思想已有萌芽。由餘生於晉，長於晉，對之是不能不知道的。他向秦穆公所表述的論議中，有道家的初期思想，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而秦穆公對由餘的議論，不以為非，而以聖人目之，說明早期道家思想打動了他。他重用了由餘，也使早期道家思想在秦國生長，這是可予注意的問題。這便是道家師法自然的思想，與秦初建國時的質樸現實，一拍而合。
道家思想在秦國的係統傳播，則是老子出關，關令尹喜讓老子“為我著書”。《老子》五千言，遂在秦國傳播。關令尹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並著成《關尹子》一書。老子的學說在秦國的影響，可見一斑。在這個時期約在公元前5世紀末或前4世紀初。此時正當秦獻公前簡、惠時期。這正與孔子不同。孔子西行不到秦，老子卻西入函穀關到秦國去，並且還著成了他的五千言。他的學生更發揮了他的學說，並著書立說。這隻能說明，道家的學說在秦國還是有市場的，雖然史籍缺乏，但從這些蛛絲馬跡中還是能說明問題的。今陝西省周至縣境內秦嶺北麓的樓觀台，相傳便是老子在此活動的地方，也是尹喜的舊宅。從秦漢唐代以後，樓觀台作為祭祀老子的宗宮，香火甚盛，直到現在，既是道教的一處聖地，也成了一處人文旅遊的佳境。這裏流傳著老子的故事，因紫氣東來，迎來老子，故草樓觀又叫紫雲樓；樓南說經台即老子講經並寫《道德經》之處；周穆王到此建樓觀台，秦始皇在宮南建廟，漢代立生廟於樓北；唐代在此建宗聖宮，建老子祠；樓觀台還有老子拴青牛的係牛柏、煉丹爐，以及上善池、碑廳、說經台、棲真亭等古跡；有道經、德經刻石等等。這些自然有後人衍化的痕跡，但也應該不是無因之作。
此後，秦國經過獻公、孝公變法，法家的學說居於上風，但是，道家的學術亦未沉寂。其主要的表現便是秦王政時期，呂不韋為秦相。這位在趙國邯鄲做生意的商人大款，作了秦相以後，想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也想為秦統一以後的政治路線提供理論依據。於是組織了編書班子，編了一部《呂氏春秋》的大書。他很滿意這部書，曾懸賞一字千金，即給能改動一字的人賞金千兩，竟無人能改。也許是政治地位嚇住了一些文人的膽識，也許是這書很得一些文人的欣賞，終未見誰改動它。這樣一鬧，也起到了廣告的炒作作用。
《呂氏春秋》以雜家為名，實際是宣揚著道家的思想。它成書於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呂不韋不愧是位大政治家。他編這本書也不全是為自己立言，名垂千古（這個成分也不能說沒有。孔子以後，私家著述紛起，呂不韋何不亦起而立言呢）。他麵對的是，秦國統一神州已經指日可待，當時百家諸子各有說法，尤其是對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對天道人事的解釋，也各有論述。那麼秦統一以後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呢？呂不韋編這部書的目的也便是想解決這個問題。他要讓自己手下的這些文人，綜合各家的說法，總結曆史經驗，解釋天道變遷，人生世態，提出國君治國理民的方略。這是為統一國家作理論的準備。它的指導思想是道家。高誘說：
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
高誘的說法是有道理的。近代學者多數也是這樣看的。該書以道家學說為指導思想，對儒、墨、名、法、農、兵等家的思想也有所取。但並不能掩蓋它的思想傾向。如：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則複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複始，極則複反，莫不鹹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為陰陽。
“太一”是什麼呢？是“道”：
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
關於如何治民理政，君應是：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
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
這些話，不但主旨與老子相同，甚至語言也十分相似。老子說：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
實其腹，
弱其誌，
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
我們不憚其煩地引用，隻是說明《呂氏春秋》與老子的道家學說的主旨是十分一致的。這種現象說明了：第一，老子西入關以後，道家的學術思想在秦國逐步發展，有了不少的信奉者；也說明當時在呂不韋門下的三千賓客中，道家門徒不少。第二，《呂氏春秋》是呂不韋主編的，書中以道家思想為“標的”，隻能說明這是主編的意圖，呂不韋提倡道家學術是自在不言中的。第三，通過編輯《呂氏春秋》，無疑是道家學術思想的一次大張揚，大宣傳，大學習和大討論。這對老子學術思想自然是一次發展和弘揚。雖然其他各家的學術思想也在這次得到了整理和發展，但總的來說，還是道家得到的發展機會要多一些。這也是繼《呂氏春秋》後，漢代產生了《淮南子》的重要因素。
道家思想在秦國流傳與發展，還有湖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可資證明。這批簡中的《編年記》記錄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大事，此時已是秦統一中國後四年了。在這批簡中有《為吏之道》一篇文章，是講怎樣做官的。其中不乏儒家的學說，但是在儒家學說的後麵有一段話，全是道家的學說：
怒能喜，樂能哀，智能愚，壯能衰，恿（勇）能屈，剛能柔，仁能忍，強良不得。審耳目口，十耳當一目。安樂必戒，毋行可悔。
這些語言的思想實質仍是道家的學說。暮主人喜，曾為安陵衛史、安陵令史、鄢令吏等與法律有關的官吏，並曾從軍。他在楚地為官。楚地是道家學說的發源地，他接受道家思想是有可能的。這篇《為吏之道》也就是教育當官的怎樣做官，是一篇“做官指南”、“做官的方法”之類的做官啟蒙讀物。可見，秦統一初期，道家學說還是作為當官的人的必修課之一，而且是比較真實地完整地反映著道家學說的精髓，即無為自然的思想。
（三）道家學說在秦之應用與影響
道家的學術思想在秦國的流行與傳播，是一以貫之的。在秦的早期經獻公、孝公的變法，法家學說的抬頭和鼎盛，似乎也未影響到道家學說的發展。商鞅以儒術為虱，提出“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國無禮、樂虱害，必強”，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秦王政所慕的韓非，以儒家、縱橫家、遊俠、逃兵役者及商工之民為五種蛀蟲。他們都沒有提出道家學說。這個秘密似乎在於：第一，老子的“無為”、“不爭”的學說，給了他們一種錯覺，使他們覺得道家的學說似乎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第二，老子的愚民思想和並不反對以法殺人的思想也與他們的思想相通。老子說的“使民無知無欲”，這點與法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對殺人，老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