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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
在選擇追求的對象時，如果更審慎一點，也許所有的人，實際上都願意做學生和觀察家，因為他們的性質和命運對所有的人都一樣地有興味。為我們自己或後代積蓄產業，成家或建國，或沽名釣譽，在這些方麵，我們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時，我們便不朽了，也不必怕變化或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學家或印度哲學家從神的像上曳起了一角輕紗，這微顫的袍子依然被撩起了，我看到跟當時一樣鮮豔的榮耀，因為當時如此勇敢的，是他體內的“我”，而現在瞻仰著那個“預見”的是，我體內的“他”。袍子上沒有一點微塵。自從這神聖被啟示以來，時間並沒有逝去。我們真真地改良，或者是可以改良的時候，既不是過去，又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啊。
我的房屋，比一個大學院，更宜於思想，不僅思想，還更宜於嚴正地閱讀。我雖然在一般的流通圖書館的借覽範圍之外，我卻更能夠接近那些流通全世界的書本的影響，那些書先前是寫在樹皮上的，一代一代抄寫，直到今日才抄在布紋紙上。詩人密爾·喀瑪·烏亭·瑪斯特（MirCamarUqdinMast）說：“要坐著，而能奔馳在精神世界的領域內，這益處是我得自書本的。要一杯酒就陶醉，我也經曆過這種愉快，當我喝下了秘傳教義的美液時。”整個夏天，我把荷馬的《伊利亞詩》放在桌上，盡管我隻能間斷地翻閱那紙頁，起初，有無窮的工作在手上，因為我有房子要造，有豆子要同時耕種，使我不可能讀更多的書。但我預知未來可以閱讀得更多，這便支持了我。在我工作間歇的時候，我讀了一兩本淺近的書，並於旅行的，後來我自己都臉紅了，我問了我自己到底我是住在什麼地方。
學生們能夠讀希臘原文的荷馬或埃斯庫羅斯（Aischulos，希臘悲劇之形式的創造者與偉大的悲劇作家，今尚流傳有《俄瑞斯忒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等劇本），而沒有放蕩或奢侈的危險，因為那暗示著，他們還在相當程度之內崇拜他們的英雄，神化著黎明的時間來翻動紙頁。但這些英雄的詩篇，即使是用我們自己的口語印刷成書的，在我們這種敗壞的時代，也變成死文字了。我們所以必須辛辛苦苦，找出每一行，每一個字的意義來，盡我們所有的智力，勇武與氣量，來構思它們的意義，要比通常應用時有更深遠的意義。近代那些廉價而多產的印刷所，出版了那麼多的翻譯本，卻並沒有使得我們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們還依然寂寞，他們的字母依然被印得稀罕而怪異。那是值得的，花費一些少年的歲月，那些值得珍惜的光陰，來學會一種古代文字，即使隻學會了幾個字，它們卻是自街頭巷尾的瑣碎之中，被精煉出來的語言，是永久的暗示，永久的激發。農夫們聽到了一些拉丁字句，記在心上，時常搬出來說說，不是沒有用處的。人有時似乎說，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後會讓位給一些更現代化，更實用的研究的，但是，有進取心的學生會時常去研究古典作品，不管它們是用什麼文字寫的，也不管它們如何地古老。因為古典作品是什麼，隻不過是最崇高的、記錄著的、人類的思想。他們是惟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辭，便是在德爾斐與多多那（Delphi是阿波羅的卜休咎的廟名，Dodona是希臘眾神之神宙斯出身的山名，也賜神示）都沒有回答的，最近代的一些求問，在古典作品中也有著回答。我們也可以不研究大自然，因為它老了。閱讀得好，就是說，在真精神中讀真正的書，才是一個崇高的練習，那花費一個人的力氣，勝於舉世公認的練習多多了。它必須經過一個訓練，象競技家必需經過的一樣，而且幾乎是需要終生不變初衷的努力的。書本是謹慎地，含蓄地寫著的，也應該謹慎地，含蓄地閱讀。書本所寫著的那一國的文字，即使你能說，那還是不夠的，因為口語與文字不同，一種是說的文字，另一種是閱讀的文字。一種是變化多端的，聲音或舌音，隻是一種土話。可以說是很野蠻的，我們可以像野蠻人一樣從母親那裏不知不覺學會的。另一種卻是前一種的成熟與經驗。如果前一種是母親的舌音，這一種便是我們的父親的語文，是一些洗煉過，有含蓄的表情，它的意義不是耳朵所能聽的，我們必須重新誕生一次才能學會。中世紀的時候，有多少人，由於出生之地而能夠說希臘語與拉丁語，可是沒有資格讀天才作家用兩種文字所寫出來的作品。他們還沒有學會希臘和羅馬的那種更高級的方言，那種高級方言所寫的書，對他們隻是一堆廢紙，他們重視的倒是一種廉價的，當代的文學。可是，當歐洲幾個國家，得到他們自己明確但很草率的語文，他們的文藝興起時，最初的學問便複興了，學者們能夠辨識古代的珍藏了。當時羅馬和希臘的人民聽不到的，經過幾個世紀之後，少數學者卻在讀了，而且隻有少數的學者到現在還在讀它們哩。
不管我們如何讚賞演說家偶然爆發出來的口才，最崇高的文字還通常地是隱藏在言語的背後，或超越在瞬息萬變的語言之上的，仿佛穹蒼中的眾星藏在浮雲後麵。有的是眾星，能者就可以閱讀它們。天文學家永遠在解釋它們，觀察它們。它們不像我們的日常談吐和呼吸似的流星。在講台上的所謂口才，普通就是學術中的所謂修辭。演講者在一個閃過的靈感中放縱了，向著他前麵的眾人說話，向著那些跑來聽他的人說話；可是那些作家，均衡的生活是他們著述的時機，鼓舞演講家的事件與群眾，隻會分散他們的心智，他們是向著人類的智力和人類的心聲說話的，向著任何時代中能夠懂得他們的一切人說話的。
難怪亞曆山大（AlexandertheGreat，356—323B．C．）馬其頓國王，行軍時，要在一隻寶匣中帶一部《伊利亞特》了，因為文字是聖物中之最珍貴者。立刻，它比別的藝術作品，跟我們更親密，且更具有世界性。這是最接近於生活的藝術。它可以翻譯成每一種文字，不但給人讀，而且還呼吸在人類的唇上：不是表現在油畫布上，或僅在大理石上，而是雕塑在生活的呼吸之中的。一個古代人的理想的象征，成為近代人的口頭禪。在紀念碑似的希臘文學上，正如在希臘的大理石上，兩千個夏天已經在上麵留下了更成熟的黃金的秋色，因為它們帶著它們自己的莊嚴的天體似的氛圍，到世界各地，保護它們，免受時間的剝蝕。書本是世界的珍寶，時代與國家的最適當的遺物。最古老最好的書，很自然也很合適地放在每一個茅屋的書架上。它們沒有什麼私事要訴說，可是，當它們啟發並支持讀者的時候，他的常識是不會拒絕它們的。它們的作者，在每一個社會中都自然而然地成為貴族，而他們對於人類的影響卻大過於國王或皇帝。當那目不識丁的，也許還是可以鄙棄的商人，由於進取之心與勤勞刻苦，掙來了閑暇以及獨立，側身於財富與時尚的世界裏時，最後他不得不轉向那些更高級、更不可攀的智力與天才的世界，發覺他不學無術，發覺他的一切財富郡是虛榮，都不足以自滿，更進一步地證明了他是頭腦清楚的，他煞費心機，要給他的孩子們這種智慧的文化，正是他自己如此敏銳地求而不得的。這樣地，他成為了一個家族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