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日報觸發我去反省自己的一生，這樣的情況是極其罕見，少而又少的。可是，《紐約時報》最近一期有一篇文章引述了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此人“對佛教的信仰……若馬勒懸崖，一下子收住了他對書籍的癡好。”查先生說：“多讀隻似作繭自縛，不若信由身心開放。須得時時謹防他人思想擾亂一己通暢的神思。”我剪下他所說的話，擱在床頭櫃上，緊靠在一摞書旁，那都是我正在讀，計劃讀，或自以為應該讀的書。剪下來的小紙片不過寸寬，輕若鴻毛，而那一堆書卻高幾盈尺，重達數磅。可是，彼此而對，兩相比較，尚可構成完美平衡。我則成了度量它們的尺碼。
躺在書籍遮蔽的光影裏，禁不住憂思平生嗜書癖好。一切何所為？我想尋找的又是什麼？還有所有沉溺積習者都會問的這麼一個問題：競於我何益？查先生的身心詳和與思緒的超然莫不令人嫉羨，我自己何曾又不想同樣豁達於物外？可是，一時竟拿不定主意：沒有閱讀，我的身心究竟能否超脫，或說，稱書籍對思維產生的影響為“擾亂”，到底當與不當？我的想法，思想與書籍的交互影響可能是複雜得多的事情。我看它包容了一份私密的曆史與地理：人物的演化、個人品味潛移的圖譜。再說還有語言文字本身的賞玩，還有敘事說古中四季不斷、生生不息的吸引力呢？可也許，把這事放在如此龐大失題的詞藻下，本身說明自己已身陷其中，庸迂難返。故先不論佛門教誨，總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方神聖可以阻遏這嗜書的癖好。
所幸並非所有書都會令我入迷，書有門類，正如愛存多種，並非所有的都能引人醉心其中。這裏有純粹和專一的好奇心：身在以色列國的一個阿拉伯人，生活在一個失和的國度裏，他會怎樣看待自己的成長呢？或說阿爾伯汀到底是誰？或許，若真是天賦極高、聰慧絕倫，身處愛河，恰巧又在23歲的年齡病得氣息奄奄會怎樣？我們讀書雖然不一定直接就去翻結果，可是，在莎瑪絲的《阿拉貝斯克》，亦或在濟慈的信中，不妨還是會去翻看令我們好奇的答案，從而讓自己的心緒得到莫大的慰藉。或者我們也可以舉不那麼專一具體的好奇心的例子。我以前常常問自己，到底什麼是人類學？我是指這門學問本身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指那些奇形怪狀的資料和數據，因為我們日常的都市生活已經提供了足夠多千奇百怪的刺激。關於“人類”或者“文化”的學問，你會想出怎樣的方法去研究呢？你的頭到底如何側動，有什麼樣的視角？我讀過很多書方才弄明白，這些學科到底都是怎樣在發揮作用的，它們又是如何通過積累和共生形成一些馬賽克的。你收集足夠多的小東西，把它們放在一處，退後幾步再看。我讀露絲·本尼迪克特充滿智慧的研究成果《文化模式》一書時，對此圖案看得最清楚不過。這本書至今還忠貞小貳地站在我的書架上，還是用35美分買來的那個企鵝簡裝本的老樣子。頁麵是有些發黃了，但畢竟還沒有到紙屑紛飛的程度，仍然那麼生機勃勃，仍然那麼可親可信。哪怕是在每章標題下所列的老式提要裏，我仍然能夠感受到，在這裏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所需：“人乃習俗所成，絕非本能使然”；“各色行為，莫不為相對而言”；“有種族從未聞戰爭為何物”；“死亡，爾乃終極辱沒”。這是些不可抵禦的金玉良言。我就這麼讀下去，這裏那裏，最後，一個模式會在我眼前清晰呈露，我便就此打住。
有時候，我們隻為某些事實而讀：一目十行，單挑關鍵字眼，當這些字眼出現，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紅燈突然閃亮的時候，眼睛就熟巧地停下來。就是這種讀法，催我一路讀完研究生。這種讀法雖然有用，感覺終究不像真正的讀書，倒像在超市購物，在貨架問來往衝突，匆匆急過，為的不過是尋找正是所需的某種眼影。那樣子，我會成為差勁而可笑的一個學者，就跟在電視廣告片裏哼小曲的女優，亦或像做糕點的火頭軍四處探尋長壽糕點製法一樣。
讓我入迷的是那些想象力的傑作，哪怕我成了佛徒，也斷不會像突然戒毒一樣排斥它們。決不會。我讀了一輩子的書，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耗在裏麵了。我決不會放棄它們。不過，當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嗎？是我自己選擇的，還是被人選擇而已？是不是像羊羔一樣給趕入圈中，就像那些極具天賦的孩子們一樣，早年就透露出自己的天才，拉小提琴或者跳芭蕾舞，打壘球或者做體操，就給圈在彎弓跨欄，揮棒擊球的遊戲裏？我們並不知道世上還有別的選擇，因為根本就沒有機會讓我們這樣去做。在所有這些活動當中，讀書賺不回大把的錢，贏不來熱烈的掌聲，也沒有歡樂和安慰可以傳達給別人。它惟一可以贈予的就是對於思維的愉悅練習，而這位查先生，就是這位佛門的學者，卻完全有可能認為這是放縱的怡情。跟舞者或運動員的身體一樣，讀者的心靈隻有在和著詞語的音調活躍激蕩、伸展收縮、縱橫騰挪之時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和入神。
盡管這樣的心靈之舞令人曠達心怡，或許也正因如此，我才記不住自己都讀過哪些書。我一生健忘的習性令人十分的沮喪。我看著書架上的一本書，那是我曾帶著十分的貪婪咀嚼過的——多籮茜·格拉格的《世上大敵》，講1943年謀殺意大利無政府主義人士卡洛斯·特雷斯卡的故事——我盡力去回憶裏麵的細節，可記得起來的卻隻是當時的那一份激動。那樣縝密錯雜的故事情節或者社會曆史，我已無從拿出一個完整連貫的述說來，可是，關於這個話題的質地和裏麵的活力，我卻有某種尚未展開的感覺。
至少我記得，裏麵有人被殺掉，這是我並不總是能夠斷言的一個話題。我的小女兒對比利·巴德放出毀謗不斷的惡語，我就急忙站起來為麥爾維爾辯護，對於普遍應用的法律條文與單個案件的準則之間的衝突起而雄辯，滔滔不絕。比利·巴德攻擊上司，我這樣提醒自己的女兒。根據法律條文，他必須接受絞刑。可是，可是，我們又無法一口吞下一切……我最後在一種矛盾的感情中嘎然而止。女兒囁嚅地說，“他不是在攻擊上司，他殺掉了自己的長官。”我已經完全忘記了，而這是令人心驚膽戰的。可是，我安慰自己，我記住了那場衝突，還有克萊加特陰險的怨恨、比利前言不搭後語的辯辭，還有威爾船長可怕的果決，再有就是老丹斯克歪斜的厭世情緒——那就像是在太古時代的虛空中打著旋兒爭相泄出的毒氣一樣，都想在一個特別的宇宙裏，在一個事件的排列中聚合在一起。這不就足夠了嗎？遠遠沒有。所發生的事情也很重要。這麼耽於幻想多少年，我得到了什麼呢？一個感覺，一種質地，一道光環：莎士比亞的芳香，托爾斯泰時代清新的微風，偉大的尤裏庇底斯時代肉欲的腐臭。這些東西難道值得人投入一輩子？沒有這些東西，我的頭腦會不會更超脫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