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財務學及其學科體係現狀
財務學（Science of Financial Affairs）或稱公司理財（Corporate Finance）或稱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對企業財務活動及其與各利益相關者的財務關係進行的管理。早在古巴比倫時代（公元前1800年）人們在交往中就已運用了諸如複利等財務方麵的知識，但財務管理作為公司關鍵業務活動的出現是近代的事物，而財務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是在20世紀初於美國產生的。從理論淵源上分析，財務學學科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這不僅因為財務學的發展受經濟學的影響，也不僅因為財務學的發展對經濟學作出過巨大的貢獻，而是因為經濟學和財務學這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具有共同性和相融性。自由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在《經濟學》這部著作中說：“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它包括物質生產活動中人與物的自然關係和社會交往活動中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財務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資金運動，從表麵上看表現的是人與物、人與錢的關係，其實質體現了經濟主體與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經濟利益關係，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內容。人類通過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也就是“財務”的過程。在原始社會的初期，人們就開始了從事關於獲取物資的事務，例如狩獵、捕魚等維持基本生計；而在原始社會的中期，伴隨著畜牧業從農業中的分離，剩餘產品的出現，使得交換成為一種需要，物物相易，也是物資方麵的事務。其後，貨幣產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以及商人的出現，逐漸產生了貨幣以及貨幣之間的籌集、投放、收入、分配等財務活動，此時的“財”才逐漸演化為今天人們觀念中“金錢”或“資金”的含義。由此可見，“財務”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層含義：“財”屬物質的客觀範疇；“務”屬意識的主觀範疇，亦即“財務”原本就是物質的客觀性和意識的主觀性的統一。溯本求源，“財務”所表現出的物質和意識的統一性，決定了財務管理學這門學科應同時具有技術和人文雙重屬性。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這門學科目前的體係類似於“工程學”的框架，基本上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內容結構基本上是按照籌資管理、投資管理、運營管理和收回管理以及分配管理為主線布局的，所介紹的基本是公司理財中的技術方法，所有的財務計量手段和財務方程式及其它們的推導應用隻體現了財務活動的自然屬性和計量屬性。在諸多的財務管理學論著中，比如詹姆斯?範霍恩（JamesC，Valr Horne）的《現代財務管理》，阿斯瓦斯?達摩達蘭（Aswath.Dam daran）的《應用公司理財》，郭複初、王慶成教授的《財務管理學》以及趙德武教授的《財務管理》和湯穀良、王化成教授的《財務管理》可謂是代表之作。這些財務專家的著作均告訴理財者在企業裏客觀地存在著兩種運動，那就是資金運動和物質運動。
威廉?麥金森（Megginson，2002）認為，“財務學是一門定量學科”(〔美〕威廉?麥金森，公司財務理論，［M］.劉明輝等譯. 2002.)，這種對財務學的見解和理論上的缺失忽視了財務活動的文化屬性，將人、製度和文化等社會基本要素遊離於財務學之外，這是一種不恰當的對技術主義的崇拜，是學科認識上的一個失誤。財務學這種隻講經濟不講道德，隻講理性不講德性，隻考慮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的增加，不考慮相關者利益的不恰當的學科見識“使得財務價值導向偏頗和財務控製製度設計失效，進而使得理財實踐偏離情、理、法”(李心合，利益相關者財務論，［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導致了像安然公司、銀廣廈等一個又一個的財務醜聞，敗壞了經濟德性，阻礙了企業文化的發展進步。尤其是中國一些企業目前在理財中還存在相互拖欠賬款的敗德行為，誠信危機、信任危機、信用危機 ，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持續發展；更有一些企業目光短視，在處理財務關係時一味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比如汶川地震後中國一個地產魁首的言論就充分顯示出在他的企業財務文化理念裏，慈善捐贈是企業的一項負擔，據說該企業集團內部慈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是：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人民幣為最高限額。在乞丐都傾其所有、慷慨解囊的民族特大災難麵前，這位企業家本人關注的卻隻是在成都自己企業所建小區的住宅耐震情況，這樣的企業財務精神必然不利於企業持續穩定的發展。
二、財務學研究現狀綜述
財務學上述缺失目前已經得到了一些學者的重視。李心合認為：財務的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釋財務行為的外生變量，對所有企業的影響是均質的，是不可忽視的。李連華認為“財務管理實際上具有管理工具的技術性和道德建設的人文性兩種不同的知識體係”。然而，在長期的財務學理論研究和財務管理實踐中，人們重視理財技術的開發、應用而輕視了財務文化的構建，由此導致財務人員職業道德素養低下及一係列財務醜聞的發生(李連華，論財務學的文化特性，［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4.9. )。劉中華認為“財務管理是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緊密聯係的一個經濟範疇，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務管理意識是一種正相關關係，因而財務管理模式必然會受到一個國家經濟體製的製約以及經濟環境的影響”( 劉中華，論傳統文化對財務管理的影響，［J］.山東經濟，2003.7.)。王棣華認為：“財務管理過程是一個創造文化的過程”,因為財務管理打上了人的意誌印記，無論是財務管理組織、法律、製度、技術、方法還是意識形態，都屬於文化範疇，財務管理作為人類特有的自覺的組織活動，無疑是一種人類文化(王棣華，試論財務文化，［J］.廣西會計，2000.6.)。夏明認為“應該跳出技術層麵的束縛，而努力向製度層麵和文化層麵拓展”(夏明，“雙翼財務學”:重構財務學科新體係的另類思考，［J］.財務與會計導刊，2006.11. )，財務學既不是純粹技術性學科，也不是純粹理論性學科，而是一門以資金流、行為流、文化流為主要管理對象的應用型管理學科,所以提出了構建“技術和文化雙翼財務學”的學術觀點，即“財務學分為財務技術學和財務文化學，最終形成雙翼財務學”。夏明認為財務學應該關注資本、資產、成本、利潤等物化因素，但主宰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是財務學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亦即企業的財務工作不僅要反映、處理企業經濟業務的資金流程——“資金流”；要充分關注企業操縱、決定這些經濟業務流程的人的行為——“行為流”以及對“行為流”有重大影響的“文化流”。長期以來，傳統財務學隻看到了對資金流進行組織、協調和控製的一些管理工具的重要性，以為隻要有先進的財務管理工具，便會有好的財務管理效果，而沒有意識到責任感和道德品質等財務精神文化的建設在企業核心競爭力中的鼎力作用。20世紀末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預言人類進入21世紀後，“經濟會轉而生產那種由文化所展現的生活方式”，今天的確是這樣。同時知識經濟浪潮的衝擊使得市場化、人本化、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而財務學必須適應和順從這個發展趨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