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達茅坪之前，想象中的八角樓外觀呈古塔式八個翅角飛簷，並且一定氣勢可觀。然而，參觀了八角樓，方解誤地感到想象取代不了現實。
這棟並不招搖的土木結構的兩層樓房，與左右鄰裏的住宅並無多大區別，而且從外表看幾乎大致相同。隻是從活動的木梯爬上並不寬敞的二層一間充其量隻有十四五平方米的居室，舉目向上，才能看到在屋頂中央部位開設的一個桶狀八角形天窗，其用意為了采光，故名“八角樓”。
這棟本來鮮為人知的八角樓所以聲名遐邇，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達到孺婦皆知的程度，完全取決於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毛澤東來到茅坪棲身於此。
毛澤東在三灣對秋收起義部隊進行改編後，下一步向何處去？麵對這個決定生死存亡的抉擇，毛澤東經過對敵勢、我勢和地勢等諸多要素的調查分析，果斷決定在井岡山開展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根據地。不久，他聽說井丙山有兩支地方武裝，這兩支地方武裝的頭領，一個叫袁文才，一個是王佐。這兩個“山大王”，性格剛烈，桀驁不馴。毛澤東感到，要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必須把這兩個“地頭蛇”爭取和團結過來。他在大倉村會見袁文才時，知道袁文才會嚴加“戒備”，此行不啻於“鴻門宴”，但他卻勝似閑庭信步，輕騎簡從，隻帶了6個人和5匹馬。為了進一步表示坦誠，毛澤東慨然贈給袁文才100多支槍，之後又送給王佐70餘支槍，終於使他們折服地把毛澤東當成了“自己人”。
1928年10月，毛澤東來到茅坪，袁文才便將其安排住在了“八角樓”。毛澤東在臨窗的老式書案上，點一盞油燈，蘸一方石硯，揮毫寫下了《寧岡調査》和《永新調查》兩篇報告，以及著名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英明地指導著井岡山的革命鬥爭。
《資政新篇》曰：“夫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豫定者，為後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為後之禍。其理在於審時度勢與本末強弱耳。”八角樓的燈光，閃爍著毛澤東審時度勢的卓越才華。
“政治聯姻”象山庵
眼下的象山庵雖然一幅蕭瑟、岑寂和衰落景象，但從整體規模和存留的殿宇看仍顯示著昔日的繁華、興旺和香火繚繞的盛影。
我們所以專乘到此，緣以這裏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結為革命伴侶的地方。
在介紹井岡山旅遊景點的書籍中寫到：象山庵始建於清康熙年間，整個庵建有3排9棟房屋，9座殿堂，18個天井，雕梁畫棟，白牆灰瓦，頗有氣派，鼎盛時有尼姑一兩百人，為湘贛邊界四大名庵之一。但到民國初年，這座名庵卻破敗不堪，尼姑遁跡。大革命時期，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在此棲息。1927年10月，工農革命軍後方留守處設在這裏。
如今，進了山門，右側一棵數百年的羅漢鬆，象個龍鍾老者瑟然呆立；左側幾棵古樟，似老尼在唉歎盛景不在。磚石斑駁的院中央，石橋、放生池的青苔墨中泛綠，正殿新塑的佛像前的香案放置著香爐。在正殿的右側耳房的裏間屋，擺放著一張舊雙人木床，床板上放著一條舊被，這就是1928年5月26日毛澤東與賀子珍舉行婚禮後的洞房。外室右麵牆上還張貼著舉行婚宴的菜譜，其中有辣子炒蘿卜幹和筍片等，大約有四五種，這顯然是後來根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加想象抄寫的。這地點，這婚床，這菜譜，形象而真實地向世人講述當年革命環境之嚴酷和生活之拮據。
毛澤東與賀子珍相見是1927年10月6日在寧岡縣大倉村。那天，年方18歲並被稱為“永新一支花”的賀子珍陪同袁文才會見毛澤東。一身戎裝和年輕漂亮的賀子珍不由使毛澤東眼睛一亮。從毛澤東驚詫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想不到井岡山的綠林中居然有賀子珍這樣颯爽、落落大方又楚楚動人的女子。
將毛澤東迎上井岡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對毛澤東十分欽佩。袁文才一直稱毛澤東為“中央才”。但是，他們又耽心毛澤東離開井岡山。於是，兩個人便商定出一個“拴”住毛澤東的辦法，那就是讓毛澤東成為井岡山的女婿，將賀子珍嫁給他。起初他們向毛澤東提出此事時，毛澤東因聽說妻子楊開慧在湖南被國民黨關押生死未卜，以“有了妻兒”為由予以拒絕。後來，毛澤東一方麵考慮到如果為此事造成袁文才和王佐這兩個“山大王”與他反目，在井岡山堅持革命鬥爭會失去一支很重要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麵，他聽說楊開慧可能犧牲；還有一點，就是賀子珍搏得了毛澤東的鍾情。所以，他也就同意了。至於賀子珍，一則她在與毛澤東的幾次接觸中，早已被毛澤東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二則，她聽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說服，表示顧全大局。故而，毛澤東與賀子珍在象山庵結為連理，不失為之“政治聯姻”。
然而，對毛澤東與賀子珍“政治聯姻”的體認，決不是對愛情的褻瀆，而是在特殊年代、特殊時局對愛情賦予的特有的政治色彩。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這個唯物主義的定論，於為人處事是如此，於婚姻何嚐不是如此呢？！
方竹賓館觀毛竹
我們在岡山的下榻處，是位於山腰處的方竹賓館。
翌日淩晨，不知被什麼感應呼喚醒的我再也難以入睡，便索性起床洗漱，然後決定到屋外散步。可是，當走出居室，一種飛瀑般嘩嘩的流水聲直撞耳鼓，不禁憑窗望去，頗為一驚：噢，下雨了！
這環境幽靜的方竹賓館，背依一座山峰，透過寬大的二樓走廊玻璃窗，發現整個山坡被繁茂挺拔的毛竹所護衛，立刻引起我在雨中觀看毛竹的興致。
從二樓望去，已經由深綠漸變成翠綠和鵝黃綠的秀美竹葉上，晨曦中的雨珠銀光閃閃，似珍珠飛濺，又宛如無數小精靈歡呼跳躍，構成一副難得一見的生動景致。隨著眼簾的卷起，碗口粗的碧綠的竹杆足有二三丈高，每一棵就像一個身著綠色軍裝而又健壯的士兵，昂首挺立，排列成閱兵式般的軍陣，一行行、一排排，在霏霏細雨中愈發顯得威武雄壯，堅不可摧。
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身邊的京承君，其既是一位省高級官員，又是一位散文作家，便心有靈犀地指著大片毛竹向我娓娓道來：井岡山的毛竹渾身是寶，竹簽、竹筐、竹扁擔、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盛書的竹籮、毛筆杆、筆筒、竹排、竹床、竹席、竹籃、“幹打壘”牆壁起加固作用的竹筋和在井岡山鬥爭時期埋設在陣地前使敵軍膽寒的竹釘，還有連國宴都可以上桌的竹筍菜肴以及近年研製的具有清熱、化痰和止咳療效的複方竹瀝液，等等。此外，茅竹封山固土，吸納塵埃，淨化空氣，連毛竹的影子在酷暑時都為行人納涼。因此，毛竹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還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態價值。
井岡山毛竹，挺拔而勇於奉獻。
“會師”高矗紀念碑
“江山留勝跡，我輩複登臨。”我們抵達江西大地的第二天，便拜謁了向往已久的“毛、朱會師”之地——寧岡龍市鎮。
那是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和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以及湘南農軍在寧岡縣龍市鎮會師。
於是，為了紀念，抑或也是為了表征，於“會師”地點，1964年在龍江之上修建了一座6墩7孔、長81，4米、淨寬7米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大橋，定名“會師橋”。“會師橋”三個蒼勁大字由郭沫若書寫。繼之，1980年在會師後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大會的草坪上拓建成占地3500平方米的“會師廣場”。同時，又在會師廣場矗立起一座高19，28米、長5米、寬4米的“井岡山會師紀念碑”，其8個鎦金大字由葉劍英元帥題寫。嗣後，於1978年動工，曆時兩年，興建了一座占地4800平方米、建築麵積1240平方米的“井岡山會師紀念館”。如果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商談成立紅四軍等重大問題的龍江書院不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修建的古跡，恐怕也會更名為“會師書院”了。
啊，“會師”，力量的凝聚，成功的基石，勝利的豐碑。
軍民大捷黃洋界
山下旌旗在望，
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
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
毛澤東這首著名的詩詞《西江月·井岡山》，將當年黃洋界保衛戰描寫得緊張激烈，扣人心弦，但又從容不迫，高昂雄壯，令人蕩氣回腸。
那是1928年8月底，湘贛兩省敵軍糾集8個團的兵力，趁紅軍大隊遠在湖南郴州未歸之際，對井岡山進行“會剿”，而留在井岡山的紅軍兵力隻有紅四軍三十一團一營的兩個連。在敵我兵力如此懸殊的情況下，紅軍發動赤衛隊、暴動隊和人民群眾參戰。當敵軍以4個團的兵力向井岡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黃洋界發動猛烈攻擊，企圖以此打開突破口時，一方麵紅軍利用險要地勢，英勇抗擊；一方麵人民群眾用滾石檑木和在煤油桶裏燃放鞭炮配合打擊及迷惑敵軍；加之紅軍一發炮彈擊中敵軍指揮部，終於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徹底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