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一個成長於滹沱河邊的農村青年，既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也沒有可資利用的巨額財富；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在家庭破產、生活無著的背景下，棄文習商；18歲時又棄商從武，進山西武備學堂；21歲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兩所知名的軍事院校。因追隨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光複太原，一躍成為山西都督，從此雄踞三晉三十八年。在家底輸光之後，又夤緣時會，乘勢而起，做了國民政府的一任行政院長。這在民國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何以得此？換句話說，閻錫山的成功靠的是什麼呢？依筆者二十餘年來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探究，竊以為大概可以歸之於這樣幾點。
首先，閻錫山是一個有膽魄的人。他少懷大誌，敢作敢為。義和團運動時，年僅17歲就出任“糾首”，為解決經費問題，居然能私取繼母陳秀卿首飾典當。這是同齡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後來，因不能滿足於重複放羊—掙錢—娶妻—生子—再放羊—再掙錢的宿命，勇闖省城，毅然報考武備學堂，如此等等，沒有過人的膽魄是萬萬不成的。
其次，閻錫山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人。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巡撫大人“專心學習”，“以圖報效”，“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的告誡言猶在耳，他就接受“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加入同盟會。他的許多名言，諸如“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犬”；“當兵、納稅、受教育是國民的三大義務”；“國民教育是人群之生命”；“交通乃文明之導線”等等，無不是站在戰略的高度去認識社會和人生的。
再次，閻錫山是一個有毅力的人。讀私塾時他博聞強記，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國學基礎，“四書五經多能隨口道出，綱鑒大事亦知概略”。20世紀30年代的山西，經濟基礎是相當薄弱的。閻錫山是最早認識到“要想富，先修路”這個道理的一批中國人之一。因此，為了修成貫通山西的同蒲鐵路，他下了最大的決心，用的是一種原始積累的精神。三年之中，既沒有向外國銀行貸款，也沒有中央財政的支持，僅憑山西一省之力，使一條“最經濟的鐵路”縱貫山西，沒有超常的毅力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如此，閻錫山修鐵路那叫一個“摳門”，用自己養的軍隊做小工，搞的是“兵工築路”，隻管飯不領薪水；由擅長修路的和尚邊爾旺負責攻堅克難，“出家人不愛財”，留名即可；工程預算精確到一袋水泥……
複次，閻錫山是一個懂得變通，能屈能伸的人。北洋政府統治初期，在大總統袁世凱咄咄逼人，對革命黨都督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形勢下，他以孫中山先生“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守山西這一革命基地”的囑咐為托詞，以碌碌無為示人，避其鋒芒，但求保全。中原大戰失敗後，他及時宣布下野，偃旗息鼓，避居大連，檢討反省，韜光養晦。能屈能伸莫過如此。所以他常說：“需要就是合理，存在就是合法。”
最後，閻錫山是一個善於把握機遇的人。太原光複之初與吳祿貞共商合組“燕晉聯軍”、北伐軍到武漢時宣布易幟、紅軍東征後及時改弦更張、成立與改組犧牲救國同盟會、組建山西新軍……一次次機遇他都不會輕易放過。至於後來的事態演變那就另當別論了。
此外，閻錫山一貫的做法是既算政治賬，也算經濟賬。初掌省政時，自感實力不足以爭雄於世，“保境安民”，埋頭建設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味地在政治上強出頭，那麼以後的曆史是一定會改寫的。中原大戰的失敗，有人歸咎於閻錫山的不舍錢財，既不能滿足馮玉祥國民軍的軍需供應，又不肯出大價錢收買張學良。殊不知這也正是閻錫山既算政治賬又算經濟賬，不願意因此把山西這點家底全部敗光的結果。至於解放戰爭時的不惜一切，那是因為在他的認識裏，國民黨和共產黨之爭，爭的不是“賣貨”而是“賣貨場”，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以上所言，不揣譾陋，惟願與識者共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