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理由
寫了幾十年小說，回頭看看，乏善可陳，影響了了，說心裏不覺得落寞，是假的。那年在新疆，遇到一個已經當了賓館老總的上海“老三屆”，說最早看過《小鎮上的將軍》，因為當時小說正時髦著。後來就再沒有讀過我的小說。他覺得像我這樣的作家似乎已無存在的必要了。他並沒有貶損我的意思，相反充滿了同情。我當時並沒有太在意。下次筆會，一個年輕女記者在完成了采訪任務後，偶然發現我也是來參加筆會的，也頗為我遺憾，問我是不是還覺得有寫作的必要。我這次真正地深切地發現：我的寫作所屬於的那個時代已經十分久遠了。
此前，早已有過因為各種原因接觸的人對我頗覺不解：那些平庸的寫作缺乏政治算計，巴望政績的官員們難免失望；又沒有市場敏感，想找樂子的讀者也不認賬；就是在行業裏，也上不了排行榜、進不了若幹強，評家不評、選家不選、出版社不出。那你還有什麼寫頭呢？
而在事實上，我依舊並沒有停止寫作，我不能不檢討，那寫作的理由是什麼？
檢討的結果，我發現事情其實很簡單：寫作已經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除了吃喝拉撒睡和寫作，我事實上已沒有更多的生活內容。對我來說，寫作是生活的一種必須的方式，是活著的一個必要證據，是存在的一個基本理由。隻要還有一家刊物約稿，隻要我還能寫字，我大約就會一直寫下去。至於有沒有人看，看了說好說歹，我隻能是被動和無奈的，也就懶得操心了。操心了又能怎樣呢？
這樣的一種生存方式，基於對一種生活信條的選擇，那就是：簡單生活。
所以喜歡簡單，是因為我以為簡單可以平息一切無謂的喧囂，從而保持盡可能真實的自我。簡單生活所追求的目標是：多一份舒暢，少一份焦慮；多一份真實，少一份虛假；多一份快樂，少一份憂愁。否則，為了獲取某種公認優越的生活，去疲於奔命，去裝扮作態，去強顏歡笑，去獻媚取寵，去忍辱負重，聽任自己的內心傷痕累累，雜草叢生，不值！美國作家梭羅說：所謂舒適的生活不僅不是必不可少的，反而是人類進步的障礙。這話自然有些極端。事實是，我們所需越少，得到的自由就越多。簡單生活使生活的物質性更接近生命的本質，讓我們認清生活中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無謂的。人們對幸福給出過無數定義，我的定義是：幸福的指數取決於一個人自主空間的大小。
當然，常年獨處的確是孤單了些。但少了熱鬧也會少了紛爭，不必說假話難為自己，也不必說真話惹惱別人；多了寂寞也多了清靜，不必看人臉色，也不必讓人覺得沒趣。
其他的選擇
時間過得真快，現在回想起來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身邊的許多朋友紛紛背井離鄉，往特區謀職，時謂之“孔雀東南飛”。其中熟識的或並不熟識隻是懷了信賴的在做決定前來征求我的意見，我一律盡全力鼓勵。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來說，生存畢竟是第一要務。他們在此之前的對文學的熱衷，也更多的是出於生存的考慮。既然有比“著書”更好的謀“稻粱”的去處，還猶豫什麼！
大約是五年前，我去廣州看上學的兒子，偶然遇見幾位早年南下淘金的“學生”，聽說我還在寫小說，驚叫起來，覺得簡直不可思議。說以我的能力當初要是出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依舊留在溫飽線上。他們而今最不濟的都買了車置了房握了大把股票。
我很為他們高興，卻無悔意。我知道他們的財富起碼不會是逛馬路的時候撿來的。也許是出於禮貌，他們對我的能力估計過高。且不談創業打拚的辛苦，僅僅是想到一旦換個地方必然要搬家這件事，我就會立刻打消一切妄念。
其實不搬家遠徙也未必沒有寫作之外的致富方式。我有個朋友是做廣告的，常讓我參與策劃設計。他的業務做得不錯，歲入百萬。但我的參與全憑興之所至，不取分文。次數多了，朋友頗不過意，建議我或加盟或幹脆自己注冊一家廣告公司，能不能暴富不保證，但至少來錢會比我現在這樣寫小說多得多，也快得多。
“那麼飯局呢？”我問。
朋友立刻笑起來。他知道我除了朋友之外，不得已陪生人吃飯幾近於受刑，而開廣告公司哪能少了飯局？更不用說四麵磕頭，上下打點了。
實在說，這麼多年，作其他職業選擇的機會還是多的。但一種生活方式既成習慣，要改變是太難了。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惰性十足的動物。小時候看過俄國人寫的奧勃洛莫夫，當時不是太懂。現在想起來，除了不是貴族，我簡直就是那位著名的俄國懶蟲的中國版。
即便是跟寫作有直接關係的事，隻要聽說需要與寫作無關的活動，我立刻就死了那份心。我對自己的寫作狀態再清醒不過，屬於一壺水燒出了一點兒響動卻永遠不開的那種。我給自己的一本書寫的序描述為“論質則野，論文則史；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高也不成，低也不就；爹也不親，娘也不疼；滿紙庸言，四麵尷尬”。自以為很準確。文壇上許多風光的事，比如采風、筆會、出國、評獎、進名人主編的叢書和名人主持的評介專欄，等等，都不是我可以企及的。偶爾被想起也是湊數而已。所以我從不作指望。讓人關照上了，受寵若驚，欣欣然；沒人關照，也心安理得，安分自在。
我很安於自己的這種惰性，視其為自己精神上的一種優越。因為深知其存在，我對自己便不抱太大的期望，自然也就不會有太多的失望。我寫著，我活著，這個事實本身就足夠愉快了。我很清楚地知道，現代型生活固然美好，但享受它卻是一種能力。日日美食，夜夜笙歌，沒有非凡的腸胃和精力，縱然富可敵國，也隻能徒呼奈何。
子非魚
隻要沒有外出旅行，我幾乎所有的日子都鎖在門後爬格子。很多年來下來，許多人以為我蒸發了，或是覺得我成了幽閉自己的苦行僧。我有一次走出辦公室，路上遇見一個同事，他已經吃過飯去赴牌局，見我這麼晚才回家，他湊近我的臉，仔細審視一番，語重心長地說：
“兄弟，千萬想開些。”
回家照鏡子，並沒有覺得人比黃花瘦。於是問老婆，回答是：做夢吧！想想平日穿脫，從沒有覺得怎樣的衣帶漸寬，果真能為什麼消得人憔悴倒是一種保健了。不由一笑：同事的那份關切，顯然是想當然的結果。
的確，像我這樣無所用心又無所作為的寫作，要想弄到形容枯槁，氣血兩虧，弄出個植物性神經紊亂之類的風雅的毛病，也是談何容易！
我之所以專注於寫作，並非因為那是窮途末路的唯一選擇，更與令人起敬的悲壯獻身搭不上邊。我寫作的全部動力隻在於我在其中找到了一種樂子。我從那樂子裏得到的快感跟從兒戲中得到的快感毫無兩樣。從小我喜歡過畫畫，後來又喜歡過樹根、石頭、雕塑、書法，雖然都不成樣子，隻能讓朋友笑納，但我樂此不疲。我之所以喜歡，是因為我由此似乎回到了單純癡迷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