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義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得出來的科學結論。這一理論的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改革事業指明了方向，為肅清各種“左”的傾向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極大地深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第二，糾正了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矛盾的錯誤理論，提出了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各種矛盾的理論。蘇聯在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後，理論界長期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完全和諧一致的、沒有矛盾和衝突的社會。斯大林晚年雖然開始覺察並改正這一理論上的錯誤，認識到蘇聯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但他對此未能進行深入的、係統的分析和研究論述。這一狀況長期影響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自覺地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實踐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動力問題曾進行過研討，深化了認識，並提出過一些有益的見解。
1957年，毛澤東同誌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考察社會主義社會，從理論上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動力作出了概括，大大豐富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認識。可惜毛澤東晚年未能在實踐中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反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狀況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以後，中國共產黨在總結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過程中，對我國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了再認識。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作了分析，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後來，在黨的曆次代表大會報告中得到重申和堅持，以此為依據，我們才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些認識不僅指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所在，而且提出了解決主要矛盾的途徑，從而極大地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第三，衝破了單一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禁錮，提出了建設具有各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二戰後，蘇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被看作是社會主義惟一的模式推廣到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割斷曆史，無視不同國家和民族特點的大國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做法，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實踐中比較深刻地認識到，科學社會主義必須同本國的國情結合，社會主義不僅應該而且必然會具有多種模式，不僅應該而且必須具有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特色。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麵的認識尤為突出。在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我們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主義具有不同民族或國家特色，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正常形式；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具體特點來體現的，這些特點正是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的體現；它們體現得越充分、越全麵，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就貫徹得愈深入、發揮得愈透徹，社會主義的改革和建設也就會進行的愈迅速和愈順利。正是基於這些認識，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力地糾正了單一模式的錯誤，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