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主義工業化
遵循列寧的思想和蘇俄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踐，隻要是處在和平時期，在過渡時期就應該以經濟建設作為整個現代化建設的中心和最主要的任務。而在整個經濟建設中又必須以工業化為首要任務，這是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也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普遍規律的要求。關於工業化問題，《共產黨宣言》指出：“古老的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隻是後者未來的景象。”當代西方的現代化學者公認馬克思的這一重要思想是關於落後國家工業化問題的重要提示。落後國家無論實行資本主義製度還是社會主義製度，建立新工業，實現工業化，都是“生命攸關的問題”，而對於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來說這一問題更為重要。恩格斯在1888年指出：“在我們的時代，任何一個大民族沒有自己的工業都不能生存。”1892年他指出：“人們早就確信：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使用蒸汽發動機的機器工業，自己不能滿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對工業品的需要，那麼，它現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據應有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雖然不可能直接論述社會主義工業化，但他們高度重視機器大工業的思想對於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這是顯而易見的。
十月革命後，尤其是在結束國內戰爭、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對實現工業化做了大量深刻的論述。首先，大工業及其在農業中的運用是社會主義惟一的經濟基礎。1918年4月29日，列寧指出：“隻有這些物質條件，即大機器工業、為千百萬人服務的大企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在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國家裏要學會這件事是困難的，但也是可能的。”1921年3月，他指出：“大工業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而從生產力狀況的觀點來看，即按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來看，又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大機器工業及其在農業中的推廣，是社會主義惟一的經濟基礎。”1921年5月他說：“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我們在俄國，對於這一點比以前知道得具體多了。”
其次，沒有現代大工業，就不能成為獨立國家，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列寧認為：“一定要努力把小農經濟基礎變成大工業經濟基礎。隻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沒有現代大工業，社會主義國家就難以獨立，就不會有最後勝利，這是因為它們的對立麵是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三，大工業要建立在現代科技的基礎上，必須使工業現代化。“我們必須使工業更現代化，也就是說要向電氣化過渡。”“因為不實行電氣化，要振興工業是不可能的。”他讚賞這句題詞“蒸汽時代是資產階級的時代，電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的時代”。
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領導黨和人民加快了蘇聯工業化的步伐，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係列重要思想，尤其是把工業化作為蘇聯經濟建設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他指出：“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標誌下進行的。”在斯大林領導下，蘇共為蘇聯的工業化製定了總路線、基本政策和各種具體政策，到1937年即十月革命後20年，蘇共和蘇聯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把一個落後的半工業半農業國變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使蘇聯的總產值由沙俄時代的世界第五位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顯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一直保持著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地位。由於主客觀兩方麵的原因，蘇聯的工業化也有嚴重的缺陷，這就是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嚴重損害了農業和農民，造成了長期的產業結構畸形和粗放型增長，一直到蘇聯解體也沒有根本改善，並且是蘇聯解體的多種原因之一。
在我國，新中國成立後，總的來說，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的工業化是高度重視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對工業化作了大量論述，其中劉少奇的論述尤為突出。早在1948年8月他就提出：“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搞中國工業化。”1951年2月他提出：“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12月，中宣部起草並經毛澤東審改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印發出版。《宣傳提綱》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這一概念，放棄原定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此後，社會主義工業化一直是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重點內容。1952年，經過三年恢複和發展，中國工農業總產量和總產值都超過了曆史最高紀錄，現代工業的產值在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7%上升到27%。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的工業發展盡管經曆了幾次起落，平均增長速度仍然比較高，達到11.2%，也就是說工業化的進展是顯著的，逐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1980年比1952年增長26倍多。1979-2000年，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發展最快的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明顯快於194-1978年間平均7.3%的速度；也高於同期發達國家年均2.5%和發展中國家年均5%的增長速度，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9404億元，農業增加值為14212億元，農業產值約占總產值的15.9%，就農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來看，我國離工業化已很近，離美國學者英格爾斯提出的現代化標準之一——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15%以下也不遠；但我國農村人口在2002年4月占總人口的63%，從這一方麵來看，我國的工業化目標仍未實現，離英格爾斯的現代化標準之一——非農業人口占70%以上，仍有相當長的距離。根據我國學者的最新統計，到1998年底，我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工業化實現程度是73%，在109個國家中排63位，現代化的第二階段信息化，在109個國家中排5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