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階級關係，關於按勞分配原則的某些構想，與現實的社會主義也存在著一定差異。社會主義的實踐遠比他們的構想複雜得多，遇到的問題更多。這樣，一個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擺在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麵前。
十月革命後，列寧在探索社會主義中，積累了十分寶貴和豐富的經驗。但是，由於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僅僅生活和工作了7年時間，有許多極有價值的思想沒有來得及理論化、係統化並付諸實踐。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十分困難和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裏，領導蘇聯人民實現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蘇聯從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先進的工業國；獨立地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新問題，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斯大林時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統一的僵化的蘇聯體製模式則是對列寧思想的變異，為蘇聯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出現的一係列重大挫折乃至失敗埋下了隱患，這一點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二）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
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以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觀點。這些思想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黨的八大關於現階段主要矛盾的分析和黨的中心任務的論述。當時提出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剝削階級消滅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這個表述正確反映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狀況。後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又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
第二，社會主義建設中應處理好十大關係的思想。十大關係也就是十大矛盾，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集體和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國和外國。毛澤東還提出了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命題。
第三，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思想。1951年，劉少奇首先提出了“人民內部的矛盾”這一重要概念。毛澤東明確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並且提出了在經濟上“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在政治上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文化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針。
第四，周恩來等同誌提出了重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以及向科學進軍的思想。
第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還提出在所有製問題上，除了國營、集體以外，還可以搞一點私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員，參與了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1956年黨的八大以後，鄧小平為宣傳貫徹八大路線，落實八大的主要任務，在一些講話中反複闡明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的重要性。1956年11月17日，鄧小平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時就闡述了馬列主義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不能簡單照搬外國經驗的問題。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句話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離開本國的特點去硬搬外國的東西，這條普遍真理就不能實現。”1957年春，鄧小平由太原到蘭州再到西安，一路反複宣傳八大提出的任務。他在西安向幹部所作的《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的報告，堅持了黨的八大對我國國情的現實分析，明確指出從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時起，革命的任務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後主要的任務是搞建設。其可貴之處在於提出從中國國情出發，“麵對國家的現實”、“麵對群眾的需要”進行建設的指導思想。他尖銳地批評了在建設問題上脫離中國實際的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傾向，批評有些人總是貪大貪新。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已經觸及到照搬外國經驗的弊端，認為這是我國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陷。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農業生產尚未恢複，為了盡快恢複農業生產，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了農民和基層幹部包括黨內一些同誌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麵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怎樣恢複農業生產》一文中，針對當時的情況講了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一思想，在後來更加清晰深刻地表現出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八大前後確實是想衝破蘇聯模式的桎梏，探索我國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並且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做過有益的探索。但是，這些正確的思想沒有繼續下去而被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打斷了。以後思路“左”轉，相繼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直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錯誤，其主要表現在：過於重視生產關係的變革，有時忽視生產力的發展；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實行權力過分集中的管理體製；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等。這些認識脫離了我國的實際，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失誤。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經過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在深刻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的廣度和深度有了空前的發展，我們有可能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正確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科學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課題。同馬克思恩格斯時期、列寧時期和毛澤東時期相比，今天認識社會主義的條件更多樣、內容更豐富。我們不僅可以從理論上，重要的是可以從社會實踐中；不僅可以從一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而且可以從多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不僅可以從社會主義的曆史經驗中，而且可以從社會主義的新鮮經驗中；不僅可以從社會主義勝利發展的成功經驗中，而且可以從社會主義遭受挫折的失誤教訓中來認識社會主義。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鄧小平從當今時代特征和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從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宗旨和治國目標，從我國麵臨的國際挑戰和機遇，全麵係統地分析了我國的國情，進而科學地揭示出社會主義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