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鄉村成為我們的“精神家園”
段崇軒
城市在神速地膨脹、發展，無數的農民、農民工義無反顧地投入它的懷抱；鄉村在急驟地萎縮、衰落，一個個村莊成了老人、孩子留守的“空巢”。這就是中國當今的現實，我們已進入一個城鄉一體化、城市高速發展的時代。然而，被譽為時代的鏡子的文學，卻呈現出一種迥然不同的景象。在整個文學創作中，鄉村小說依然長盛不衰、一路飄紅。2008年舉行的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四部獲獎長篇小說就有《秦腔》、《湖光山色》等三部作品寫的都是農村題材即是明證。城市小說雖然熱鬧，但總是難成正果。這是一個有點蹊蹺、值得探究的文學現象。而在全部鄉村小說創作中，又似乎有兩種創作走向：一種是秉承既往現實主義創作路子，反映當下農村社會的變革、困難以及各種問題，突出的是農村“變化”的一麵，可以稱做現實鄉村小說；另一種則是超越現實，從形而上層麵，選取和表現鄉村世界的自然風景、傳統文化、民情風俗、人倫親情以及農民的精神性格等，側重的是鄉村“凝固”和“漸變”的一麵。這是一個自然的、曆史的、人文的鄉村世界；也是一個純潔的、美好的、精神的鄉村世界。這樣的鄉村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普遍存在，但在今天已然難以尋覓，因此它更是作家的一種回憶、想象和創造。我們似可把它名為精神文化鄉村小說。
20世紀9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加快了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科技文明的曆史轉型。伴隨著這樣的社會進程，那些敏感的、有思想、有實力的作家，就開始了他們重新發現和書寫鄉村的創作之旅。這一探索一直持續至今，產生了一大批力作和精品。其實這一探索從新時期文學就開始了，但到20世紀90年代之後才成為一股強勁的潮流。從表麵上看，這樣的精神文化型鄉村小說，似乎同曆史發展是疏離、對峙甚至“反動”的。但從深層看，它恰恰是對現代工業文明（包括城市文明）的一種質疑、審視和校正，是對傳統文化（包括鄉村文明）的一種開掘、重構和弘揚。它所呈現的“鄉村”，已不再是對現實、對曆史的簡單摹寫，而成為精英知識分子乃至全民族的“精神家園”，其思想內涵和精神指向，是極為豐富和深遠的。現實的鄉村需要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況，實現現代化。而精神的鄉村，需要從“故土”中汲取精華，以建構一方心靈的綠洲。
城市是由鄉村孕育和催生的，是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但城市膨脹到一定限度，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冷酷的、機械的“怪物”，背離了自然特征和人的本性。在這樣的時候，人就會重新返身自然、回歸鄉村，即便是“肉身”回不去，也要作“精神”的“皈依”。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以來，我們的不少作家都表現了人們的這種精神動向。紅柯的《大漠人家》描繪了一幅令人驚歎的大西北風景畫：遼闊的沙漠、壯麗的日出、萬物的生長。一位孩子由爺爺帶領在神聖而有趣的起土豆勞動中，情感、心智和人格在不知不覺中葳蕤成長。寫的是人與自然、人與勞動的關係。範小青的《蜜蜂圓舞曲》敘述的是在一個叫笠帽島上的養蜂人的故事。
在這個花香鳥語、蜜蜂成群的小島上，人與蜜蜂可以對話，蜜蜂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語言，花、樹、鳥與雞、鴨、狗各安其所，其樂融融。作家把自然、村落寫成了一種有生命、有個性、有感覺的活的存在。人隻是自然中的一個種類，他隻有順應自然才能生存，違背自然就會受到懲罰。在這裏，不管是紅柯的大漠，還是範小青的笠帽島，都同鋼筋水泥構建的現代城市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中寄托了作家對自然、鄉村的情感與懷戀，體現了作家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對人與自然、鄉村的新的思考和認知。
鄉村是一方自然之境，也是一個文化載體。中國鄉村曆經數千年，形成了自己獨特而龐雜的文化傳統、民情風俗。盡管近現代以來的戰爭、革命、運動，已把它衝擊得支離破碎，但它或變異或沉潛，餘脈不斷。對這種傳統的東西，現當代文學中多持審視、批判的態度；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文學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雖然還有審視和批判，但更主要的是一種發掘、保護、複興的姿態了。鄉村中的文化傳統，既有來自曆代統治階級的正統文化思想，如儒、道、釋，是為“大傳統”。也有源自民間的思想、習俗、藝術等，稱做“小傳統”。賈平凹1990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美穴地》，寫的就是中國鄉村中的看風水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來自《易經》，它不僅盛行於民間，也流傳於統治階層，在今天依然有重新複活的勢頭。作品中的苟、姚、柳三家，都在用心良苦地找“吉穴”。墳地的選擇竟神奇地影響了三個人家的興衰沉浮、人物命運。這自然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嫌疑，作家的態度也有點曖昧，但墓穴的確定與家族的興衰之間的神秘關係，確實是一個值得破譯的文化之謎。郭雪波的《天音》發掘和表現的則是草原上的民間文化，說唱藝人老孛爺彈唱的民歌，深情、悲愴、激越，象征了蒙古族人的精神性格，但它已不再有傳人和聽眾了。它同要沙化的小屯將一齊消失，但作為一種民族的精神文化遺產，值得後人銘記和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