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兩鎊不可，”第二天晚飯後，女房東不斷重複著說。她跟我談論著我可能會碰上什麼壞脾氣的人，然後讓我在她幾個小時以後回來時，給她個最後答複，到底是同意付兩鎊房租，還是幹脆走人。
我一下子變得如此會討好人了，在接下來試住的兩天裏，我喜歡上她，幾乎都快把她當媽媽了。我覺得沒有哪兒比這兒更像我的家了，離開她是多麼叫人心碎，我還能去哪兒，還有誰可以依靠？但我支付房租肯定不能超過32先令，我可以把這些錢都給她，確實不多，可我就剩這麼點了。女房東出去了，我站在那兒，極度的悲傷使淚水順著麵頰流淌下來。我注意到在沙發上方掛著一幅她已故丈夫的畫像。我當時真是太孩子氣了，走過去，把我的眼淚抹在畫布上他的眼睛上。我想這樣，這位已經死去的人一定會感覺到我的憂傷，也許還能勸說他的妻子隻收我32先令好了。
想必是女房東意識到在我身上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她回來以後對我說，每月32先令，就住下吧。我簡直樂壞了，當然，還要感謝上帝和那位已經去世的人。第二天，我就把錢全給了她。心底的那份高興實在難以形容，因為我現在有了一個家。可我卻再拿不出多餘的一分錢，買鞋，買衣服和其他同類的必需品。
我處在哥本哈根的神秘之中，隻是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破解這種神秘。除了我，女房東的另一個房客是位友好的年輕小姐，從她的房間可以俯瞰到下麵的院子。她一個人住，有時候哭。除了她的老父親，沒有人來看她。她父親也隻在夜幕降臨以後才來，我帶他從後門進來。他穿一件普通的外套，領子緊扣著脖子，帽子拉下正遮住眼睛。聽說他每天晚上隻在女兒屋裏喝一杯茶，他很羞怯，他在的時候誰都不讓進。而一到父親來的時候，小姐就變得特別嚴肅，一點也不開心了。
許多年以後，當上流社會以及所謂沙龍生活的大門對我敞開以後，我開始在不同的社交圈裏活動。一天，當我正站在一間明亮的屋子裏，看見一位儀表出眾、氣質非凡，戴著勳章的老紳士走了進來。正是那位羞怯的、穿著一件破舊外套被我從後門領進來的老父親。他沒認出我來，至少絲毫不會想到，他當年造訪時給他開門的那個窮小子就是我。當時，我隻把他當成一位值得尊敬的父親，別的什麼也沒想，我腦子想的全是我的表演。都16歲了，還全然是個孩子，仍然成天玩木偶，玩自己做的木偶劇院。像在歐登塞家裏時一樣，我每天都坐在那兒給玩偶縫衣服，為給這些玩偶穿上不同顏色的衣服，我常去奧斯特蓋德和科麥格蓋德的商店，找他們要些零七八碎不同樣兒的布頭兒和綢帶。我整個的想象，全被那些華麗的服飾占據了。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街頭，緊盯著那些身穿絲綢和天鵝絨衣服的貴族小姐，在腦子裏勾畫著用這樣的布料可以做出許多皇家披風、裙裾和騎士服裝。而且，想象裏我已經見到了我用剪刀裁剪出來的華麗服飾。這可以讓我足足想上好幾個小時。
如剛才所說，女房東拿走了我所有的錢，我已經沒有一分錢可供支配了。但她有時會讓我為她跑腿兒辦事，總給我一便士。她說，她不想占任何人的便宜。我用這應得來的錢，買些寫字的紙或者買些舊劇本。沒過多久，我意識到，讀更多能引起自身興趣的書，沒有哪兒能比得上大學的圖書館。我聽說班克福德教堂雷根森的主監老拉姆斯·奈若普也是個農家子弟，在歐登塞上過學。一天，我去拜訪他，告訴他我也是從歐登塞來。我好奇的天性吸引了這位老人，他喜歡我，讓我去教堂圖書館看書，條件是看完必須把書放回原處。我嚴格遵守，不敢有絲毫大意。後來，他還允許我把一些帶插圖的書拿回家看，我也保管得非常仔細。我是那麼快樂啊！
另一件讓我高興的事是，古德伯格說服了演員林德格林，讓他教我如何做一名演員。我跟他學了霍爾堡《亨裏奇》裏的幾幕，演過《兩個擲彈兵》中的那類角色，他讓我要盡情展現自己的表演才能。可我真心想演的是“安東尼奧”，我已經把那個角色記得滾瓜爛熟。林德格林笑著問我，是否真的覺得自己能演好安東尼奧那樣的大角色。然後他讓我在美術館裏為他背誦幾段長篇獨白，他聽得非常認真。聽完，他拍著我的臉說，“雖然你感覺很好，但並不是做演員的料。上帝知道你能做些什麼。還是去找古德伯格談談，看能否學點拉丁文，對你上學總有點幫助。”
上學！腦子裏可好久沒有這個念頭了。我感覺自己和劇院已經更為緊密和親切地聯係在一起。當然，學拉丁文也沒什麼不好，要是跟人說我正學拉丁文呢，聽上去對我也不錯。我先跟免費教我德文的那位女士說了，但她告訴我拉丁文是世界上最貴的語言，不可能免費學習。後來還是古德伯格說服了他的一個朋友，已故的本茲恩教長，每周教我幾個小時的拉丁文。
獨舞演員達倫和他的妻子——特別在當時，她是比達倫更有名的藝術家，拉貝克和其他幾位詩人都在自己的詩作裏讚美過她——親切地向我敞開了家門。那段時間，他們家是我惟一能去的地方，晚上的時間大多都在這裏度過。溫柔、熱心的弗魯·達倫對我就像一位善良的慈母。她丈夫帶我來到舞蹈學院，這至少離劇院更近了一步。在那兒，我整個早上站在把杆兒邊上，伸腿，下蹲。但我除了對舞蹈的熱情和願望，沒一點成為舞蹈家的指望。達倫說我學得能伴舞就不錯了。不過，我獲準可以在晚上來到舞台的兩翼。那時的舞台沒有現在這麼井然有序，什麼人都能上去，挺像在房簷下聚集了很多想看熱鬧的人，他們隻需付給操作工人幾枚銅幣，就把劇院的這些部分占滿了，而且，這裏倒常常成了“貴賓席”。人們想了解劇院的神秘，我就知道有位極有身份的女士來這兒碰運氣，坐在來自諾博德的女人們邊上，就為了解舞台上是如何操作的。我進到舞台側翼，甚至獲準進到專為伴舞的女演員們保留的樓廳包廂裏，坐在後排，也就從身高上能辨認出我還是個孩子。可我是那麼高興啊！好像我的一隻腳已經跨上舞台，成了這裏的一員。
一天晚上，我久久等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那天上演的是輕歌劇《索瓦來的孩子》，現在已嫁給霍斯坦的伊達·伍爾芙，當時還是劇院的學生。我們是在西伯尼家認識的，那時常在一起親切地聊天。就在歌劇開演前不久，我們在側翼不期而遇，她告訴我，市場那幕戲，隻要事先在臉上化點妝，連操作工人在內，誰都可以上台串角兒。我很快上了點狀，興奮異常地與其他人一起上了舞台。我看見了腳光，給演員的提白，黑壓壓的觀眾席。我始終穿著我那件堅信禮服，刷刷縫縫就不壞，一直蠻合身的。可是我的帽子太大了，幾乎遮住眼睛。所以，表演時為能掩飾衣服的缺陷，我盡情做著各種希奇古怪的動作。我不敢站直身子，那樣觀眾就能看出我的外套過短；鞋跟也快磨掉了；我又是個瘦高個兒。從我的經驗判斷，取笑我的這身穿著並不難。但在那樣的時刻，我還是滿懷著幸福和喜悅第一次在耀眼的舞台上亮相。表演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厲害。表演完了，有個現在已被淡忘，但當時還算有名的歌唱演員，拉著我的手，嘲弄地祝賀我的初次登台。“請允許我把您引見給丹麥觀眾，”邊說邊把我往腳光那兒拉，他想讓人們取笑我古怪的舉止。我感覺到了，眼裏盈滿淚水，掙脫開他，離開了舞台。
大約就在那時候，達倫創作了一部芭蕾舞劇《阿密達》。我在裏邊扮演一個守護財寶的小矮神，臉藏在一個醜陋麵具裏。一個叫約翰尼·路易斯·黑伯格的少女也在這部芭蕾裏扮演角色。記得這是我第一次和她相見，而且，她和我一樣，名字也是第一次被印在《阿密達》的節目單上。對我來說，這是人生中輝煌的一刻，它意味著一個不朽的光環。我整天盯著那幾個印刷體的字母看，晚上躺在床上，借著燭光，接著凝視節目單，放下，是為了再拿起。這種幸福感是難以言說的。
我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年多，花光了從古德伯格和衛斯那兒得到的錢。這一年裏，我長大了，至少就羞恥感來說是這樣。如果我不得不張嘴向別人說起我缺少和需要什麼東西，我會覺得很痛苦。我搬到了一個海員的遺孀家裏住，住在那兒，除了每天早晨一杯咖啡，什麼也沒有。那是一段沉重、昏暗的日子。每到晚上，女房東還以為我是和相識的、不同的人出去吃晚餐了，但我常常隻是坐在皇家公園裏，啃著一小塊白麵包。有時，我想鼓足勇氣走進一家最便宜的咖啡店，在裏邊安靜地坐一會兒。我的鞋上有洞，下雨天腳總是濕的。遇到冷天氣，也沒有暖衣服穿。一切顯得那麼淒涼。但這對我並不是多重的負擔，我感到，任何一個跟我親切說話的人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小屋裏，上帝與我同在。有多少個夜晚，我向著他發出一個單純孩子的祈禱，“一切都會再次好起來的。”我真的滿心相信一切能夠好起來，因為上帝不會拋棄我。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新年預示著一整年的時運。我最迫切盼望的是能在某部戲中演個角色，登台亮相。自然也會有一份收入隨之而來。元旦那天，劇院的門關時，舞台入口還開著，值班看門的是個眼睛半瞎的老人。心劇烈地跳著，我躲閃過看門人，從舞台側翼和幕布之間，徑直穿過舞台進到樂池，跪下來。我一句台詞都不記得，可如果那年頭要在舞台亮相的話，就一定得說點什麼。於是，我大聲說“我們的主啊”。說完就下場了。我再次確信，在那年的那段時間，我會得到一個角色。
一下子幾個月過去，還沒等來角色。春天來了，我到哥本哈根已經兩年多。那段日子，我隻曾出去到林中走走。我還曾到過鹿苑，癡迷地看著那裏的人們如何像歐倫施萊格的《仲夏夜的喜劇》中描繪的那樣，享受著快樂時光。公園裏到處是愉快的人群，有花樣騎車的，有來回來去蕩秋千的，有小動物，有荷蘭女人開的蛋奶烘餅店。樹下還有一些猶太人，把小提琴拉得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唱著，叫著。所有這一切比林中的自然美景更令我陶醉。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生動、豐富，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春日的一天，我去了弗裏德裏克斯堡的公園，在我看到的第一棵山毛櫸樹的樹葉裏，突然發現了自我。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晶瑩透明，清新的空氣裏彌漫著一股清香味兒。草菁菁，長得挺高，鳥兒們在唱歌，我被這一切震懾住了，開始與它們一起沉浸在歡樂裏。我張開雙臂，抱住一棵樹，親吻著樹皮。那一刻，我全然覺得自己是自然之子。“你瘋了？”一位離我不遠的管理人員問我。我驚恐地跑開了，很快，我就鎮靜下來，心平氣和地走回了城裏。
這時，我的嗓音不僅恢複了，而且開始變得更加洪亮有回響。那位詩人的哥哥克勞辛先生，在一個合唱團當聲樂教師。他聽說我會唱歌，便在團裏為我謀到一個位置，並說通過合唱可以更好地練聲，以期得到登台亮相的機會；也許到時能唱上一兩段。一個新的可能實現我最大夢想的途徑展現在了眼前，我從舞蹈團轉到了合唱團，並時常登台露臉，扮演過《羅伯家的城堡》和《約翰尼·蒙特福肯》裏的牧羊人，以及武士、水手或類似這樣的角色。如果劇院的票沒有賣光，我就獲準進入樂池。我從不錯過這樣的機會。劇院是我的整個世界，那裏有我的生活和夢想，這樣一來，自然就把學拉丁文法的事忘到了腦後，更何況我聽好幾個人跟我說，在合唱團沒必要學什麼拉丁文，而且，沒有拉丁文照樣能成為的偉大的歌唱家。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對拉丁文產生了厭倦，找理由或沒理由的好幾次不去上課，而是泡在樂池裏。古德伯格聽說以後非常生氣，我因此遭到了生平第一次極其嚴厲的訓斥。我實在是羞愧難當，相信罪犯在聽到自己被判了死刑時，都趕不上我聽到古德伯格的話那麼震驚。我的表情肯定很明白地顯露出這一點，因為他讓我停止演出，而我不能。我不用再學拉丁文了。
我以前從未感到，我是那麼依賴別人的仁慈和友善；我甚至連最簡單的生活必需品都沒有；我感到悲觀失意的時候，也會認真思考自己的未來，但更多時候我畢竟還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
上流社會裏最早關心我這個窮小子的兩個人是丹麥著名政治家克裏斯蒂安·科伯喬森的遺孀和她的女兒範·德·瑪斯夫人，她當時是卡羅琳王妃的女侍臣。她們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歡迎我去家裏做客。科伯喬森夫人夏天常去詩人拉北克夫婦的希爾莊園度假。我到了他們的家，很快被讓進客廳。拉北克本人從不和我說話，隻有一次在花園他朝我走過來，好像要跟我說點什麼，但剛一走近，看了看我，突然轉身又走了。拉北克夫人倒是個活潑、和藹可親的女人，她常和我聊天。我當時已開始寫點類似喜劇的東西，寫好了就讀給她聽。一次，她剛聽完頭幾幕就驚叫起來，“天哪，裏邊好多不都是從歐倫斯柴格爾和英格曼的作品中抄來的！”“是啊，我當然知道，但他們寫得多精彩呀！”我十分坦白地承認，並繼續讀下去。一天，我正要去找科伯喬森夫人，她給我送來了一大把玫瑰花，“帶上這個，科伯喬森夫人從詩人手裏接過這束花會很高興的。”這句話是她半開玩笑地說出來的，但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同詩人一詞連在了一起。身心沉浸在快慰之中，淚水奪眶而出。從這一刻開始，我意識到我將把全部心思用來寫詩。如果說以前從玩木偶劇院改成玩其他玩藝兒隻是個遊戲，現在這個轉變可鄭重其事多了——它是我生存的目標。
一天，我穿著一身好裝束出門了。那是愛德華·科伯喬森送我的一件挺好的藍色外套。我以前從沒穿過這麼好的衣服，可就是太大，尤其胸部更顯得寬敞。我又沒錢改，隻好把領子的紐扣都係緊了。衣服看起來很新，紐扣閃閃發亮，隻是胸部實在像有袋類動物的育兒袋。為改得多少好看一點，我把一大捆舊的劇院海報填滿了我的胸部和外套之間。就是說，在我的胸上多了一個腫塊。因此，當我站在科伯喬森夫人和拉北克夫人麵前時，她們幹脆問我往胸部擱了什麼。她們說，天氣很熱，該把外套解開。但誰也甭想說服我解開外套的扣子，否則那捆海報就全掉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