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亂世”，其基本特點是：國家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從漢末三國鼎立開始，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統一中國，近四百年的時間中，除了西晉時期短暫的統一外，一直處於分裂、動蕩之中，先後建立的政權達三十多個。
東漢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中滅亡，代之而起的是魏、蜀、吳三國鼎立。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了鼎立的局麵，他的父親司馬昭滅掉蜀國，司馬昭去世後，他代魏建晉，滅掉東吳，統一了中國。可是好景不長，司馬炎去世後，為爭奪帝位，皇室諸王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這就是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大大消耗了西晉的國力，北方少數民族趁機入侵，開啟了五胡亂華的曆史。五胡是指北方五個主要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五個少數民族在中國北方地區先後建立了十六個政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胡十六國。
在西晉王朝衰敗之際，皇室的一支琅琊王司馬睿南渡長江，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東晉王朝，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對峙。在頻繁的對北戰爭中，東晉王朝中的低級將領日益崛起，北府兵將領劉裕推翻東晉政權，建立起劉宋王朝。之後，又經曆了南齊、梁、陳三個王朝的更迭。宋、齊、梁、陳四個王朝都是武人建立的政權，是曆史上的南朝時期。
五胡十六國的分裂狀態被來自內蒙古的拓跋鮮卑統一，建立北魏王朝，與南朝形成南北對峙局麵。北魏末年，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一些軍閥形成割據勢力，其中，高歡和宇文泰分別擁立北魏皇室後裔，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他們的後代又代魏自立，東西魏分別為北齊和北周代替。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消滅北齊，統一了北方。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代周建隋，八年後，他滅掉陳朝，統一全國，南北朝至此結束。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上的顯著特征是出現了皇權與世家大族共治的門閥政治形態。西漢武帝以後，崇尚儒學，官僚多以經術起家。他們授徒講學，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其子孫承家學，繼續為官。久而久之，到東漢中葉出現了世代為官的大姓豪族。魏晉南北朝時，實行九品中正製，選官專看家世聲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狀況。士族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占有重要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軍事資源和社會資源，對政府的決策有很大的影響力。東晉政權就是琅琊王司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司馬睿在皇室中的地位和名望並不高，剛到建康的時候，江南的士族地主並沒有把他看在眼裏。隨他一同南渡的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兄弟想出個辦法，他們讓司馬睿坐著華麗的轎子，自己騎馬跟在後麵，以此幫助司馬睿樹立威望。司馬睿稱帝後，曾邀請王導和他一齊坐禦座，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王指琅琊王氏，馬指皇室司馬睿。之後，又出現郗與馬、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世家大族輪流執政，微弱的皇權維係一縷而不絕。南朝是武人建立的政權，皇權得到伸張，門閥政治逐漸衰落，但門第觀念仍十分頑固地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之中。
這一時期思想文化上的特征是多元化。政權更迭、外族入侵、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這一切都讓人們感到生命的脆弱，儒家所倡導的神化皇權和禮教思想受到置疑和挑戰，漢武帝時期確立的儒家獨尊的地位頃刻間坍塌下來，人們從不同角度去追求和發展個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玄學、佛教、道教思想興盛起來。
生活在亂世之中的人們，尤其是作為社會精英的士人，政治熱情已經冷卻，朝不保夕的仕途生涯讓人沒有安全感，人命如草芥。在這樣的社會中，生不得而知，唯有死是必然的，短促的人生中總充滿著那麼多的生離死別。因此他們必然要求擺脫外在的束縛，渴望掙脫世俗的牢籠，撕裂社會倫理的虛偽麵紗。他們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老莊思想中追求自我的存在，尋找人生的真諦，形成這一時期特有的玄學思想和談玄之風。
佛教宣揚“生死輪回”“因果報應”，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來生的幸福上。東漢初年，佛教便傳入中國，但沒有得到廣泛傳播。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長期的戰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佛教對無邊苦海的描述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皈依佛就能夠得救，使人們看到了脫離苦海的希望，再加上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學說與玄學有相通之處，很容易被士人接受，因此，佛教很快在社會各階層流行開來。
道教以長生成仙為目標，引導人們享受人間快樂，與此同時，並行不悖地積累得道成仙的資本，從而一朝功成，“舉形輕飛”，進入“洞天福地”，繼續享受更大的快樂。在道教看來，人人都可以通過正確的修煉達到這一理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動亂時代人們追求掌握自己命運、渴望和諧安逸生活的願望。
玄、佛、道雖然具體的方式和內容不同，但卻指向一個主旨，那就是關注個人的存在，關注個人的命運，關注個人的享樂和幸福。它們和原有的儒學相互衝突融合，呈現出多元文化相摩相蕩的壯觀景象。因此，魏晉南北朝是精神解放、個性伸展的年代，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