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荀子，他清楚明白地看到了主體性原則，喊出了一個嘹亮的口號“人定勝天”，這顯然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觀點。
道家也肯定人與他物不同的卓越地位。道家的代表著作《老子》以“道、天、地、人”為“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認為人在宇宙中為四大之一，與天地同為一大，而非與物同等，實出於物之上。但是，在“道、天、法、地、人”的梯級結構中，人處於底層。道家認為“法天貴真。”隻有自然，才是宇宙的第一原理，與無窮大之宇宙相比，人是極為藐小的。《莊子》的《外篇》及《雜篇》多有論述。《外篇》有這樣的話：“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有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外篇》又認為人毫無獨立的地位，人隻是天地之附屬品而已。他說：“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身體生命皆非人所有，即皆非人所能自作主宰，人毫無所有，不過是天地間偶然形成之寄生物。
人在天地之間是微渺的，不足一提的。並且，莊子在《秋水》中又進一步認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亦即“人為”或“人力”，是與自然、本然相矛盾、相對立的。“人”應當順從“天”，“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荀況曾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這個批評是恰當的。
既然“天”與“人”的關係是這樣的，亦即先秦儒道兩家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論述。那麼，人應該如何對待自然？儒家和道家各有自己的見解。
儒家看到了人們的生活同自然的依賴關係，十分重視對自然資源的保護開發和使用。孟子甚至將此納入“王道”即政治的軌道。他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鱉不可勝食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地也。”直截了當地把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同國家政治聯係起來，認為這是王道政治的起點，是同“養生喪死”息息相關的大事，這種認識不僅當時是真知灼見，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其光輝。儒家還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們必須尊重自然的規律，自覺地維護生態平衡，在樹木的生長期，“斧斤不入山林，不滅其生，不絕其長”，在魚鱉的繁殖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滅其生，不絕其長”。隻有“謹其時禁”才能使百姓“有餘材”“有餘用”“加施萬物之上”。荀子強調改造自然的重要，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而物因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他認為人類生活的理想應是“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
總而言之，儒家強調人的能動性，推崇人化自然思想；相反，道家視人為渺小，高度重視自然狀態。
莊子認為自然界本來是和諧美滿的，及至人類有了知識，發明了若幹技巧，於是自然界的和美狀態被破壞了，人生的基本原則是清除一切人為，回到原始的自然，即返璞歸真。莊子的思想綱領是“不以心指道，不以人助天，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莊子以馬作比喻，借以指及破壞自然的過失。莊子以為“馬蹄可以踐雷雪，毛可以禦風寒”，“吃草飲水，翹足而跳”。本來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後來伯樂自稱“我善治馬”，用了許多辦法來對馬進行訓練。“馳之驟之，整而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於是馬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很多的馬受傷而死了。就人而言，莊子認為，人天性的內容是自然無為。他說：“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覺，命日天放……其行填填，其視顛顛。”遠古時代的人民“織而衣，耕而食”過著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生活，人的這種樸素的本性與至上的“道”是完全一致的，因為“道”的本質也是自然無為，所以“天”值得崇尚。但是，自從聖人發明了禮義，人們開始追求知識，追求財利，彼此爭奪，不得安寧了。莊子認為，人們錯誤地追求“外物”“使性飛揚”，人就脫離了自然，沾染上了浮華，正是人的有意識的作為使天下大亂。莊子在《馬蹄》和《?篋》篇激憤地說：“夫殘樸以為器，乃臣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彼曾、史、楊、墨、師曠、乙、離朱，皆外立其德而?政天下者也。”那麼出路何在呢？莊子認為，隻能去掉人為，掃清塵垢，恢複本性之真，“既雕既琢，複歸於樸”。自然而然的是天，對自然加以改造，是人。莊子學說完全否認了人為的價值，要求“清靜無為”，回到自然的本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