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中晚期以來，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強勁步伐，人類在充分享用文明所帶來的豐碩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以前所未有的冷靜和理性去分析和思考人類自身行為的意義及價值，審視自身行為的關聯效用及對相關利益體產生的可能影響。人類所麵臨的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和足以威脅自身生存的生態災難，使人們以新的眼界看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確確實實存在著一種甚至不為人所主動意識到的互動關係。既然自然界的發展變化是有規律的，人的活動就必須尊重這種規律性。隻有順應以和諧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發展規律，保護大自然和生態環境，才會減少或避免天災人禍，最終有益於人類自身。反之，如果破壞大自然，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使人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舉世公認的世界環境十大問題：溫室效應所導致的“地球發燒”以及由此引發的海平麵上升；氟氯氫氣體的過度排放導致的“臭氧層”空洞；“三廢”（廢氣、廢水、廢渣）引起的酸雨與水體汙染；資源過度開發造成的森林減少、土壤沙化；各種自然和人為因素導致的物種減少、生物鏈斷裂；貧困、愚昧、道德等經濟社會因素催生下的新型殺手――艾滋病的無限蔓延等。所有這些無不清楚地警示人類，地球生態環境的惡化正在或者即將沿著一條不可逆轉的軌道滑下去，如果不采取強有力的手段與措施，地球的未來將會是難以設想的。人的行為選擇與生態倫理最近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指出，溫室效應導致的氣溫上升、海水上漲、洋流改變，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數已達16萬人之多，預計2020年以後，死亡人數將會加倍。到時，海平麵上升將迫使2500萬人不得不遠離家園。洪水、饑荒、幹旱將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大量移民。2050年，將有125萬種生物滅絕，現存的美麗的自然景觀將麵目皆非。無數事實證明，人類正在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目前尚無逆轉趨勢的、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造成今天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的淵源是近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偉大行動綱領。自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科學宣言後，人類就開始了與環境的真正較量。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由它引起的技術和工業的進步，人們開始運用理性解釋自然，用實驗來再現自然，用技術使自然力朝著人的目的和需要的方向轉變，用工業重新創造自己需要的環境和世界。正如黑格爾在其《自然哲學》中所說：“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夠不斷發現各種控製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來戰勝自然；他的聰敏的理智使他能夠以自然對象對抗威脅他的自然力量並使之失效，以此來保護和保存自己。”科學首先從天體運行規律中找到了力學原理，進而對環境中的聲、光、電、熱進行了實驗性的研究，隨著知識一天天的擴展，人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長，自然的所有疑難似乎都能為人類所了解和解釋，也都程度不同地被人類所控製和征服。自然環境對人來說已經不再恐懼和陌生，人的足跡已經遍布地球，並開始漫步太空。一直到上個世紀中葉以前，人類對征服自然充滿著樂觀主義。人們認為，自然不僅可以征服，而且寬大為懷：天空和海洋永遠是藍的，地下蘊藏著無盡的寶藏，江河流不盡，土地一望無垠。
但是，當人類進入20世紀中葉後，這一切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大自然突然變得渺小起來，大氣層中充滿著煙塵，CO2和SO2比例失調，酸雨嚴重，土地匱乏，耕地、林地、建築用地相互爭奪，海水汙染，淡水也見缺乏，地球在幾十億年中所積蓄的礦產和有機能源，人類幾乎在百年中就將采掘告罄，甚至自然中的生物物種也因人類的巨大活動而急劇減少。所有的自然財富和資源，都變成了屈指可數的。現代科學和技術改變了人類與自然力量的對比，以至像“征服自然”這種綱領和這個綱領下的行動已經不再是人類的驕傲，昔日的打虎英雄今天已成為了環境的罪人。
事實上，正如恩格斯在上個世紀就曾指出的：“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應當與自然保持著每一發展階段中的相互作用與和諧統一，這是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基本邏輯。但是這種邏輯卻隻能經過一定極端化之後才能真正被人們認識清楚。由於曆史原因，人們關於自然的觀念不得不經曆一個長期的與其鬥爭和對立的過程，形成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片麵增長與發展。直到1971年，福羅斯特（J.Floster）和麥多斯（D.L.Meadows）出版了《世界動態學》和《增長的極限》兩書，對當今人類的片麵發展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使得人類的自然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人類不能再沉睡於“偉大自然寬廣胸懷”的美夢中了，現代科學技術所推動的巨大生產力機器，已經將人類推到了增長發展的新的時代。今天的人類必須保護環境和關愛自然，否則，這個人類賴以為生的地球“村落”就將變成毫無生氣的一片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