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海洋觀與華夏文明所處的生存環境不無密切的關係。中國東南麵的太平洋一望無際，航行的危險大、收獲小。而長江、黃河流域的廣闊沃土又為祖輩們提供了可以充分活動的舞台、足夠的生存場所，無需冒險去開拓海疆。此外，華夏文明是一種以牛耕為特色的水利農業文明。中國人堪稱馭牛民族，與遊牧的騎馬民族，駕船的海上民族（如古代的希臘、腓尼基、羅馬、中世紀的意大利、西、葡，近代的荷、英等）迥然不同。這種文明在曆史發展中有極頑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它所賴之生存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而農業需要有固定的區域，不宜做經常的、大規模的遷移和殖民。這些特點與地中海文明是大不相同的。
華夏民族的拓邊鑿空精神有著悠久的曆史，但絕大部分探險活動主要以陸地為舞台。早在西周時，中國的文明區域從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秦漢時又進一步擴展到珠江流域，這些都是先有地理探險和發現，後有移民拓殖，然後移民與當地居民共同開發。後繼者無論是張騫、班超、甘英，還是法顯、玄奘、義淨，他們的偉大探險和旅行都主要是在陸地上進行的。海洋探險顯然無法與這數量眾多，久負盛名，影響深遠的陸地探險相提並論。除了秦漢時發現海南島，三國時發現台灣島，中國古代便不再有較重大的海上探險及其地理發現。雖然鄭和下西洋突破了重洋阻隔最遠到達赤道一帶的非洲東海岸，但此舉是為永樂皇帝頒“正朔”，“遣使以即位招諭……諸國”；“欲威製四方，遣使四處招徠”；“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宣德化而柔遠人”，“恒遣使敷宣教化於海外諸國，導以禮義”，以達到“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君主天下……施恩布德……庶幾共享太平之福”的目的。下西洋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經濟文化的交流是次要的，更無“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和開疆拓土的意圖。正因為如此，永樂皇帝駕崩後海上活動被厲令禁止，下西洋受到譴責和抨擊。從此中國完全進入了漫長的“海禁”時期，失去了突破傳統的牛耕水利農業社會格局的最後機會和參與地理大發現的大好時機。
華夏民族由於處在這樣一種生存環境裏，從而使其探險取向和活動主要為陸地探險，西方人也因所處的生存環境從而使其探險取向和活動主要為海上探險。這兩種探險取向和方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曆史發展走向，同時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曆史人物。鄭和下西洋在航海史上如彗星淩空，燦爛一時但無以後繼，陸地探險也由於統治者自滿於天朝大國的夢幻及其他種種原因（下麵還要論及）而停滯不前難成大氣候。而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的發現則揭開了人類曆史的新篇章，且後繼者如潮，促使世界從分散走向整體。
還應注意的是，中國的陸上探險取得較大成就者，均在隋唐以前，尤以兩漢為甚。隋唐以降，中國封建經濟走向成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以農為本的觀念根深蒂固。這種以農耕經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大一統社會，使人們不是經常生活在競爭激烈的氣氛中而生鑿空外遷之念。盡管宋明以來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仍不能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高度穩定性有所動搖，最終隻能使成就一時的陸上探險歸於沉寂。即使有馬可·波羅來華17年，也沒有激起什麼人到西方去旅行、經商的願望。海上探險雖然在隋唐臻於鼎盛，但主要是文化交流活動，真正意義上的海上貿易則相形見絀。特別是明代和清代，閉關鎖國、禁海的政策嚴重妨礙了航海事業的發展。明代的成祖朱棣隻懷著仿漢唐盛世，天下清平安樂的抱負，忠實地奉行朱元璋定下的對外政策：“海外蠻夷諸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由此可見，盡管中國人進行了為數不少的海上探險，增長了對世界和海洋的認識，但國人的海陸觀和閉關鎖國的心態沒有改變。
由此可見，中國人的生存環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重陸地輕海洋的觀念，閉關鎖國的政策等是中國人未能躋身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