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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圖3-1
資料來源：主圖和達·伽馬去航路線據《地理發現史綱》二卷43頁圖繪迪亞士去航路線據《偉大的地理發現時代》49頁圖繪
達·伽馬返航路線按《探險與世界》163頁圖繪
印度西海岸的四座城市從北到南依次為：果阿、卡納諾爾、卡利庫特、科欽達·伽馬過好望角後的返航路線按福武書店《大航海時代》繪“/圖說”
三、新航路開辟的重大意義
達·伽馬一行回到裏斯本後，受到葡王和國人的熱烈歡迎。曼努埃爾一世讓達·伽馬等於9月18日在城裏舉行歡迎凱旋儀式，並下令各重要城市舉行聖像遊行和慶祝活動。為此鑄造發行了紀念金幣，在塔古斯河入海口興建了一座大教堂以示紀念。因為航路已經打通，夙願已經實現。國王便一改以往保密的政策，而且編印了小冊子在歐洲各國廣為散發，公開宣傳他們的發現。曼努埃爾還向西班牙國王王後寫信，吹噓達·伽馬的發現。國王如此大肆宣傳這次遠航，是想讓全歐洲知道，葡萄牙人已通過東向的新航路到了印度的西部，並擁有這條新航路的所屬權。達·伽馬本人則被授予“唐”（dom）的貴族頭銜、“印度洋元帥”的封號（與西班牙封哥倫布為“海洋元帥”相攀比，但均無今日元帥軍銜的意思），一千克魯塞多金幣的年金和一大塊地產。
達·伽馬的首次遠航在地理發現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達·伽馬一行發現了從非洲南端到莫桑比克港這一段近2000公裏的大陸海岸線，開辟了從葡萄牙到印度，從西歐經大西洋、印度洋到東方的新航路，把基督教文明中心與印度教文明中心直接地聯係起來。同時，鑒於印度與東南亞、中國、日本之間，印度、波斯、阿拉伯、東非之間，東歐通過波羅的海北海與西歐之間，小亞、北非通過地中海與歐洲之間都有密切的海上聯係，所以這條航路便把舊大陸幾乎所有的重要文明區域通過海上都聯係起來。並為爾後的麥哲倫環球航行和發現地球打下了一些基礎。
達·伽馬的首次遠航在航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次遠航曆時兩年零兩個月（1497年7月-1499年9月），行程往返30000多公裏（因實際航線往往是小曲線和大弧線）。它是葡萄牙人探索西非以來曆時最久行程最遠的航行，也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有案可稽的最遠的航行。從而把15世紀以來由中、葡開創的大航海時代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就航海而言，達·伽馬首航比哥倫布首航更天長路遠，損失也大。前者船隻損失一半、人員喪生2/3以上。而後者船隻損失1/3（一艘），人員沒有因遠航而死亡。
達·伽馬的首次航行在商業航運史上也有重要的意義。新開辟的航路是聯係歐、非、亞三大洲，大西洋、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最重要的航路，西方稱之為海角航路（the cape route）。它不經過陸路轉運，不穿過運河、天然河流和狹窄的海峽，不受人為因素、地緣政治、國際關係的影響和限製，極大地方便了三大洲的人員往來、物資交易和文化交流。即使370年後蘇伊士運河開始通航，但來往於東西方的巨輪仍要走這一條航路。考慮到已經開辟的從歐洲到美洲的新航路和即將開辟的從美洲到亞洲的新航路，以及17世紀時對澳洲的發現，這條航路便與別的新航路銜接，共同把全世界有人居住的歐亞非美澳五大洲連在一起形成整體。
達·伽馬的首航在殖民主義史上也舉足輕重。葡萄牙向東方大舉擴張，迅速成為16-17世紀的殖民大帝國和海上商業強國。從東非到日本的各文明國家都麵臨著新的西方文明的挑戰。不過，由於16-17世紀時西方文明尚未全麵超過東方文明，加上葡萄牙又是個蕞爾小國、人丁不旺（16世紀時約有150萬人口），所以它並不能征服東方各國甚至東非各邦，而隻能占據一些商業殖民據點，控製重要的海上國際商路、攫取商業利潤，並在一些地區進行殖民掠奪。
達·伽馬的首航與哥倫布的首航、麥哲倫的環航一起，為增強西歐國家的實力打開了門徑。達·伽馬的首航還直接導致削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的商業利益。這對於遏製土耳其一穆斯林的擴張，保障西歐中歐不受土耳其蹂躪有間接和直接的作用。
關於新航路的開辟，隨之而來的西方向東方的殖民擴張和掠奪，促進了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這一重大的曆史意義，馬克思與恩格斯已講得很清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地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至於為什麼曼努埃爾一世不任命經驗豐富、眾望所孚的迪亞士而任命名不見經傳的達·伽馬去完成直航印度的使命，曆史上眾說紛紜。一種意見認為是葡王為避免出現功大蓋主，尾大不掉的情況。另一種解釋是王室需要貴族在財政上、政治上支持耗費巨大的遠航，故讓貴族來領導遠航。還有一種說法是國王一時的怪念頭。我認為前麵兩條解釋有所根據，而後一條理由難以成立。因為葡王派迪亞士監造遠航的新型船隻便可見這不是一時的怪想。此外，我認為還應加上兩條，即不斷推出新航海家探險家，使航海、探險事業人才輩出。另外達·伽馬較有軍事政治外交才幹，這一點對於即將進入文明的東方與穆斯林蘇丹印度拉甲打交道很重要。總之，選擇達·伽馬指揮遠航不算失策，因為實踐證明他畢竟不辱王命，完成了任務。
達·伽馬船隊帶回的印度香料、絲綢等，係在產地直接采購，質量上乘，在葡萄牙和西歐市場上出售後能賺一些錢。據國內有關史書說，達·伽馬首航賺的純利是全部航行費用的60倍，從而激起葡萄牙人、西歐人更狂熱地去進行探險、發現、殖民、掠奪。
首先要弄清楚純利潤的概念。純利即指扣除全部航行成本費用後還淨賺了相當於60倍成本費用的錢。遠航的成本費用包括：1.途中被迫丟棄、燒毀的那兩艘船的建造費；2.回來的那兩條船的折舊費和維修費；3.170名海員（扣除囚犯、俘虜不算也有150多人）兩年零兩個月的工資；4.出發時帶上的三年給養的價值；5.帶去推銷的貨物的價值；6.途中消耗的彈藥、箭矢的價值；7.武器裝備、各種航海設備的折舊費和維修費；8.特別重要的是，出去了170人，回來隻有55人，這百十條生命怎麼計價算錢。即使不考慮無法計價的百十條生命的價值，而從純商業的角度考慮，那麼航行成本費用至少還得包括這百十人的喪葬費（死在異國的不計）、撫恤金和人身保險金。以上八項費用相加則為遠航總成本費用。設為x，帶回的香料絲綢等出手後得到的總收入若為60x，才可以說純利潤為航行成本費用的60倍。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根本不可能。當時從印度運回葡萄牙的最能賺錢、在兩地差價最大的貨物為香料。現在我們假設運回的全是香料，按今天我們確切地知道的，1499年卡利庫特的胡椒市價為每120磅3杜卡特，同年威尼斯的市價為每120磅80杜卡特。這樣兩地的價格懸殊為26-27倍，而胡椒是香料中最名貴的一種，其他香料的差價不會大於此幅度。這樣長途販運的毛利最多可達26倍。扣除遠洋航行的費用，純利最多可能達到十幾倍。而達·伽馬的首航因有探險、發現性質，代價非常沉重，損失了一半兒的船隻和2/3以上的人員，所以其純利最多可能有幾倍。因此那些外國史學家的60倍純利的說法要麼是缺乏根據，要麼可能是6倍之誤（即把six誤為six-ty）。再看看另一些外國史學家的看法。他們對達·伽馬首航的經濟效益的提法是很謹慎的。如“達·伽馬所帶回的一小撮香料和寶石隻不過代表了貿易的證據。”達·伽馬“已帶回了印度寶石和香料的樣品。”既是樣品便肯定很少。把這一小撮香料寶石或把這些香料寶石的樣品出售後，即使能賺錢贏利也賺不了幾倍，更別說幾十倍。蘇聯史學家則說得比較明確和直接：“這次探險對國王來說未必是一件虧本的事……引起裏斯本統治集團狂歡的原因當然不是達·伽馬這次探險所帶來的比較微薄的財政收益。”“達·伽馬的探險對國王來說並未虧本，但這些（指收入——作者）並沒有在裏斯本當權集團中激起歡呼。”所以，達·伽馬首航的經濟收益隻是不虧本，隻是比較微薄的利潤。最後看看卡伯拉爾遠航的旁證材料。達·伽馬遠航歸來後緊接著便是卡伯拉爾指揮的1500-1501年的印度之行。這次遠航曆時一年零四個月（1500年3月-1501年7月），出動了13艘船，1200-1500人，回來了7艘船，損失率為46%，人員損失上了一半。因卡伯拉爾的遠航的探險性質遠比不上達·伽馬遠航，故人船損失的比例均小於達·伽馬首航。對於這次遠航的經濟收益，一說收益可以加倍地抵銷遠航的全部開支。另一說其經濟收益比達·伽馬首航更大，因為船隊運回了大宗漂亮的東方商品。還有一說這次遠航的純利潤為全部成本費用的2倍。“sup”70“/sup”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達·伽馬首次遠航所獲的純利潤決不是全部航行成本費用的60倍，而隻可能是6倍，甚至1.6倍。葡萄牙舉國歡慶的原因不在於達·伽馬首航賺了多少錢，而在於它在殖民擴張史、商貿航運史、地理發現史和航海探險史上的重要意義。所以曼努埃爾一世在1501年致函教皇時，便在自己的葡萄牙和阿爾加維國王的頭銜上添上了新的封號：“在埃塞俄比亞（非洲）、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通商者、航海者和征服者的領主”，“sup”71“/sup”以表明葡萄牙對東方的殖民和商貿的壟斷權利和霸主地位。
那麼15、16世紀時在西歐和印度之間販運經銷香料純利可達多少呢？據蘇聯史學家的統計分析研究，16世紀走新航路純利可達成本的4-5倍。“sup”72“/sup”考慮到此時印度的香料價格會有所上漲，西歐的會有所下降（均因供求關係有所變化），而16世紀比之15世紀末在造船術、航海術、醫療衛生（對付壞血病）方麵並無重大的突破，故成本中隻可能少去不再用於探險的那些部分。所以15世紀末時純利潤很可能最多達到成本的6倍（還不考慮探險的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