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威望在國際體係的安排和運行中起著關鍵作用。業已形成的威望層次同現存的國家間權力分配之間可能並且早晚要產生矛盾，對威望的感性認識落後於國家實際能力的變化。結果，當認識跟上實力的現實時，體係的統治便開始瓦解。“一度居統治地位的國家越來越不能將其意誌強加於其他國家，或者是越來越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新崛起的那個或那些國家日益要求在該體係中實現那些反映它們新增長的權力和與此相稱的利益的變化。最後，由誰來統治這個體係的爭端和僵局必須通過武裝衝突才得以解決。”[46]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霸權國就必須在不斷強化自身的實力地位的同時，強化自己的國際威望。而霸權國強化威望的戰略就是：不斷增強使用其實力的意誌，不斷從實力地位出發強化威懾作用；更需要讓國際體係內的大多數國家對霸權國的威望不斷樹立信心感。美國今天在具有絕對優勢戰略進攻力量的條件下，通過導彈防禦計劃來確立新的戰略防禦能力，確實是一個追求實力與威望政策的雙重結果。
傑納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分析了威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後也同樣指出，大國的威望總是同大國使用力量的決心聯係在一起的。發展維護現有國際體係的能力和保持足夠的使用能力的決心，是國際政治中威望原則的基礎。“通過決心而體現出來的威望應該被解釋為判斷另外一種特點的標準，這樣就可以用來預測和解釋進一步的行為。”[47]為此，默瑟將美國維持威望的政策，視為威懾理論的基礎。威望可以大大增強威懾的效力，以便用以實現外交的目標。這樣，威望就不但是一種“事實”，而且是一種“工具”。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擴大美國的軍事行動能力，增長美國采取行動的決心。同時，擁有這樣的武器係統更有助於美國在優勢地位之上的著眼於維持美國“霸權體係”的國際威望。這也是美國始終將發展自身導彈力量、敢於挑戰美國權威的國家視為“流氓國家”的原因。
即使美國現在選擇推遲部署NMD，或者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凍結”部署全國導彈防禦係統，美國依然會產生出新的替代方法以便進一步實施其“霸權和平”的新的國際安全體係的建構。在當前美國所主導的“霸權體係”中，威懾仍然是美國維護體係穩定和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隻不過，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威懾的核心已經不再簡單地是美國使用武力的決心，還在於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義務。“相互依賴”的義務是威懾理論的理想。如果國家間的義務是相互依賴的話，就會允許其中一方“使用現在的行為來預示未來的行為；同時，也會允許其中一方將現實的行為合法化。因為這個國家可能正在創造對未來行為的希望……沒有相互依賴的事實，威望的工具作用就會被否定；如果國家間相互依賴，威望就可以使得那些本來似乎不可信的威脅變成某種可信的威脅”[48]威懾也就更能夠通過力量，來約束現在的行為，並規範未來的行為。因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克林頓政府通過導彈防禦計劃來實現的戰略防禦能力的發展，是美國維護“霸權體係”的產物，是美國追求實力、威望和決心使用力量這三者的結合。
由於美國當前實力的優勢地位以及所推行的維護霸權的鮮明政策意圖，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將進一步鞏固美國在戰略力量上的優勢地位。
首先，即使美國不部署導彈防禦體係，美國強大的核力量也可以使得美國在當今世界中擁有其他國家不能企及的戰略安全地位。
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核武器最多的國家，也是核技術最先進的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國建立了16個大型核設施和幾十家小型核工廠，截至1990年，美國生產的核彈頭總數超過7萬枚。目前，雖然美國的核彈頭總數已經削減到了1萬枚以下，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擁有核武器數量最多、發射手段最先進和核攻擊能量最大的國家。截至1996年，全世界總共進行了2046次核試驗，其中美國就進行了1030次，比其他國家所進行的核試驗的總數還多。
1996年9月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凍結了各國的核武器試驗，這是世界朝著最終消除核武器自標邁出的堅實步伐。該條約一旦正式生效，不僅無核國家難以研製核武器，有核國家也將很難進一步提高核武器的現有攻擊能力。但美國卻是一個例外。90年代初以來，美國憑借電子、信息、能源和材料等領域所掌握的高科技，可以通過電腦來模擬核試驗，而不再需要傳統的臨界核爆炸來獲取改進核彈頭所需的具體數據。1994年，美國能源部開始實行核武器維護與管理計劃，以保留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並保留了像阿斯一阿拉莫斯這樣的大型國家核武器實驗室繼續從事先進核武器的研製工作。為了保證此項計劃的順利進行，美國先後建立了多處大型模擬核試驗實驗室。如國家點火實驗室，主要用於研究氫彈的核聚變過程；國家激光中心，目的是在無需引爆的情況下進行核試驗；雙軸X射線流體力學實驗室，主要用於拍攝次臨界狀態的模擬核爆炸過程。
美國媒體還透露，美國政府在1997年曾與法國政府秘密簽署協議，準許法國分享美國電腦模擬核試驗得出的數據及相關資料，以便改善法國研製和發展新型核武器的能力。加上美國早就與英國達成過類似的協議，這就形成了美、英、法三國核技術同盟，進一步鞏固了美國與英法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另外，美國還製定了一個旨在更好地模擬核爆炸的高級戰略計劃。這個計劃所采用的電腦的運算速度可以達到每秒近2萬億次。[49]美國目前正在進行民兵Ⅲ洲際導彈的部署工作，計劃部署500枚。此外，最新式的“三叉戟Ⅱ”潛射洲際導彈也在部署中。到2000年年初，美國擁有6700枚核彈頭。在具有如此優越的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基礎上，美國還想著要建立導彈防禦係統，這一戰略邏輯，典型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力圖建立霸權體係和構築霸權和平的思想。美國導彈防禦計劃對國際安全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恰恰是美國心目中希望追求的霸權體係與國際社會所期盼的多極化體係之間尖銳碰撞的表現。
其次，建立導彈防禦係統也是美國在90年代追求“軍事技術革命”（RMA），提高軍事力量高科技實力的重要代表，是克林頓政府“技術擴軍”和“技術精兵”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彈道導彈防禦係統一旦投入部署，美國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技術領先優勢將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實力地位和國際威望將進一步得到提升。
從冷戰後美國所卷入的幾次區域性軍事行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在自己常規兵力技術、裝備和物質優勢的基礎上，已經改變了軍事作戰行動的傳統規律。美國依靠海空軍部隊的快速集結，以空中精確製導轟炸和發射陸地攻擊導彈為基本的作戰手段，以高密度、精確化的空中快速突破和轟炸為主要作戰方式，開創了“沙漠風暴”、科索沃戰爭等經典戰例。從而改變了要依靠地麵部隊介入和軍事占領來達到軍事幹涉的傳統常規戰爭規律。在這些戰例中，美國所進行的區域性軍事幹涉戰爭，都是在戰鬥人員不直接“見麵”的情況下進行的。目前，世界上隻有美國有能力打一場以空中精確製導轟炸為主要內容的常規戰爭，也隻有美國具有全球性軍事力量快速結集、快速反應和大規模投擲的能力。即使在發達的歐盟國家中，軍事力量的RMA能力也比美國要差得多，而且北約的歐洲盟國仍然無法打一場空中精確製導式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常規軍事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所產生的威懾力，是其他國家所遠遠不能具備的。[50]
根據歐盟的估計，到2015年，美國現有主力軍事設備都將被新一代武器係統所代替。新一代美國武器係統的技術含量和設計形式中所包含的對當代與未來戰爭的理解和適應性會更強。根據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向美國政府和國會所作出的《2000年度國防報告》，未來的美國軍事技術革命中，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占據重要地位，是代表新一代美軍裝備革命的“領頭者”。[51]這也是美國政府和國會不遺餘力，力爭使得導彈防禦係統研製和部署成功的基本設想。大國間的常規軍事力量競爭，已經從原來的兵力、飛機等作戰手段的數量，轉化為信息處理能力、快速突防能力、戰役行動的火力發射能力、戰鬥人員的裝備操作能力、指揮、管理和通訊能力以及軍事力量整體的技術含量的競爭。歐盟估計，到2010年，美國軍事技術革命將會完成。美國常規軍事力量的作戰行動能力將比現在上一個更高的技術台階，美國也將會進一步拉大同歐盟國家在軍事作戰能力上的距離。[52]
如果我們再審視美國的經濟實力，同樣的結論也是非常明顯的。在世界經濟產值總量中，美國目前占28%。美國金融市場的資本總量，占世界金融市場的33%。從1991年4月到2000年7月，美國經濟已經保持了連續113個月的強勁增長勢頭，平均年增長幅度達到了3.6%。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麵前，美國的市場機製、金融體係、高科技競爭力以及宏觀和微觀經濟管理和操作體製上的成熟性，都證明了美國經濟的超強地位。美國在“信息經濟”以及“新經濟”中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多邊機構中，美國也常常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美國和世界上54個國家簽署有雙邊或者多邊的軍事同盟條約，世界國家總數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軍事盟國。BMD是世界軍事和戰略領域內美國實力地位的又一次生動體現。
然而，多極化架構下的國際秩序，代表著國際關係體係演進的方向。[53]美國為主導的當前國際體係的“單極結構”，也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國際事務，或者像古代的羅馬帝國那樣，自上而下地依靠權力的垂直統治體係來控製世界。更何況，當代國際關係的進步，已經徹底廢棄了那種以領土分割和軍事侵略為特征的霸權競爭方式。美國最終不可能再依靠軍事力量來建立和維持國際秩序，而隻能是依靠各種形式的合作以及作為製度化的合作表現形式的國際機製來強化和傳播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的導彈防禦係統一旦投入實戰部署，其結果，可能更能保證美國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塑造地區秩序，並在貫徹美國意誌的基礎上更好地讓國際體係的運作符合美國的利益。至少在安全領域是如此。而國際案例又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政治、外交等等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美國想要鞏固它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就不能不在國際安全領域發揮主導的作用，擁有以自己的意誌來塑造後冷戰時代國際安全秩序的能力。
然而，美國導彈防禦計劃受到的來自國際社會的反對已經充分說明，美國的自身利益表現得越多，國際社會的爭執就越多。“霸權和平”論隻刻畫和描述了後冷戰時代美國所追求的國際目標，以及“單極體係”下美國對和平、秩序與權力分配的頑固認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當前的“單極體係”就是美國所主導的“美國式”霸權體係，這一體係下行為者的行為方式，美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施加影響，但並不能絕對控製。1998年印巴核軍備競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霸權體係”和“霸權和平”依然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差距。同時，後冷戰時代更是充分說明了“霸權穩定論”的破產。冷戰時期兩極體係在1990年的瓦解，也並沒出現霸權穩定論者所提出的係統秩序崩潰的噩夢。即使在冷戰時期，穩定的兩極霸權也並沒有成為減少衝突的根本原因。[54]而冷戰後，在美國的“單極”霸權下，國際衝突的次數甚至還超過了冷戰時期。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統計，從1990—1999年這10年期間，國際社會中共發生了169次軍事衝突。這一衝突的數字，幾乎超過了從1945—1990年冷戰45年期間國際社會所發生的軍事衝突的總和。[55]
彈道導彈防禦係統在技術上雖然屬於常規性武器，但在性質上是介於常規性武器和非常規性武器之間的“第三類”武器，可以稱之為“準非常規性武器”，或者“超常規性武器”。擁有大規模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國家可以利用該武器係統“攻守兼備”的特點，既提高非常規武器不受“第二次打擊”的有效性，又可以提高常規武器的攻擊性。反彈道導彈的推進係統、製亨係統、戰鬥係統和發射係統與進攻性戰略導彈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隻要更換導彈防禦係統中的攔截導彈的軟件，這些反彈道導彈就完全可以成為陸基或者海基戰略導彈來加以開發和使用。同時，在當代戰爭條件下，即使隻是進行一場常規戰爭，戰爭的技術條件和武器裝備的技術性能也改變了傳統常規戰爭的作戰規律。這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都得到了鮮明而又生動的體現。一旦美國TMD和NMD研製並部署成功，武器技術的質量提高，可能會帶動人類在新世紀戰爭形態的進一步變化。至少，作為戰場作戰主力的導彈武器將麵臨著更新和發展的新挑戰。不具備整體導彈防禦能力的國家隻有大量增加進攻性導彈的數量，改進其突防能力來應付美國部署TMD和NMD的挑戰。這從長遠來看，必然引起軍備競賽。
克林頓政府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即使在美國國內也存在著許多反對者，對其成功前景到底如何仍有不少懷疑。美國史汀生研究中心舉辦的多次TMD研討會就曾表示，TMD武器技術要在十年內按照現有構想投入現役難度很大。然而，在美國目前對BMD“大投入”和“下決心”的情況下，TMD和NMD研發成功並進入部署是一個早晚的問題。問題是，有了TMD和NMD武器係統，美國式的“霸權和平”就一定會實現嗎？在美國的“霸權和平”體製下，世界就會變得更安全嗎？BMD必然會加強美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影響力，也會使得美國的強權政治和幹預主義有新的發展。事實上，美國的力量越強大，國際關係中美國的幹涉主義越盛行，世界就越不安寧。由美國的於涉主義所促成的任何區域問題的“伊拉克化”或者“南斯拉夫化”都是違背國際關係中的主權與和平原則的。如果21世紀的全球政治中因為BMD而使得美國可以隨意地製造新的“伊拉克化”或“南斯拉夫化”問題，BMD無疑將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