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紀之交的國際社會,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著、靜候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人類從未有過如此輝煌的業績,也從未麵臨過如此艱難的選擇。
當下之時,人們剛剛慶幸於和平地實現了國際格局的大轉換,卻又憂心忡忡於帝國崩潰之後的動蕩與紛亂;舊有觀念係統被衝擊後的迷惘與困惑,以及未被摧毀的武力所帶來的疑慮與恐懼。人們在歡呼史無前例的繁榮進步之餘,還不得不為已經顯露、或尚被隱匿的種種不測之虞所困擾:國際交往迅速增加之後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經濟體製變遷的同時引發的失卻平得;科技昌盛之後一所出現的喜一然與社會生態破壞;尤其是新一輪大國競爭所醞釀的國際社會的重大變化。凡此種種,無不對這個因循沿襲和重新構建中的國際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戰。
恰恰是這種變動與期盼、困境與挑戰,渴望著一門能夠對當前國際變化指點迷津的成熟的知識門類應運而生。在這種背景之下,作為專門研究國家間交往規則與方式、國際結構要素與機製及其變化規律與邏輯的國際政治學科,不僅無由推卻自己的曆史責任,而且必須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識工具,為新世紀的降臨催產。
傳統的國際政治學科曾有豐厚的積累。這一知識領域對世界體係、國家主權、民族觀念、衝突合作、地緣政治,以及交往機製與結構性問題有著諸多理論思考與詳盡的實證記載。問題在於,當今的國際變遷已經大大超出這一傳統知識門類所能容納的範圍。
當今,人們已遠遠不滿足於對國際事務簡單的、或者哪怕是詳盡的記錄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從描述方式向理論分析方式的轉化,已經是客觀的國際現實的耳提麵命。人們也往往不滿足於僅僅或從政治,或從經濟,或從軍事的單一學科的國際現象分析,國際事務本身早已經跨出了學科的閡域。所以,從單一學科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心理、曆史及至包括各門自然科學在內的多學科跨學科研究,已經是學科本身的邏輯發展所使然。恐怕,一個更為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人們還往往不滿足於從國際政治與國內問題相互隔裂的眼光來看問題,一個高度一體化的世界,已經把各國國內的變遷與國際交往與世界性事務緊密相連。因此,從國際與國內相互關聯的角度來審視當今世界發展的水平,潮流的變遷,甚至於世風的轉換,無論對於學科建設,還是對於戰略選擇與政策判斷來說,都是一個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視的方麵。
在海外,麵對新世紀的國際政治學者們已經向世人交出了他們的答卷。近年來,蜚聲歐美的保羅·肯尼迪、布熱津斯基、塞繆爾·亨廷頓,包括基辛格等,已經寫出了多部長篇巨著,直麵國際巨變,預言天下走勢。雖然,這樣的一類著述不會也不可能給出令所有人都滿意的答案,但是,國外同行世紀末的衝刺,無論如何給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信號: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界將如何回答既是來自客觀研究對象的、也是來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戰?
所幸者,國際問題學術研究領域已經不大可能再是歐美國家的一言堂了。生存與發展、一體化的挑戰以及出於對全人類命運的共同關切,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學者,一步一個腳印地營建著自身獨特的國際政治知識結構。
當然,要達到這一目標遠不容易。中國國際問題學者首當其衝的任務,恐怕是要尋找和形成國際政治專門領域的研究語言與研究規模,並克服模棱兩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礙。因為主觀臆測、缺乏實證基礎的做法,曾經給我們的國際研究與重大問題的判斷帶來幹擾與破壞。
與此同時,構築國際政治領域獨特的概念與範疇體係,也是需學者們皓首窮經,冥思苦尋方能實現的境界。對於一個思辨邏輯傳統相對薄弱的民族,這無異是一場脫胎換骨的觀念革命。事情恰恰在於,一個沒有獨特範疇與概念體係的專業門類,就沒有權利去擔當反映和影響國際政治現實的“理論”角色。
從客觀上說,與工業發達國家早期現代化階段的國際環境相比,當初,西方列強是在一個積貧積弱的環境中以堅船利炮和先進的科技文明開拓新邊疆的;而今,當發展中國家起而奮爭時,舉目四望,國際環境中卻早已是強手林立。這樣的國際環境反差,也決定了兩種國情與國際背景下的國際政治研究將會在研究的主題、方法、素材等許多方麵大相徑庭。這也是中國國際政治學者必得對當今國際問題作出自己回答的無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所在。
出於上述考慮,本叢書立意於回應國際社會走向新世紀進程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並出於構建中國背景的國際政治理論體係的長遠考慮,延請國內一流的國際政治學者,采用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間推出一批高質量的國際政治學術著作,以饗海內外的同行與讀者。
“當代國際政治叢書”編委會
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