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這種規律，我想，即使我不寫《改選》，也在劫難逃。於是，我也就不悔這一次文學的選擇。
說到這裏，還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後，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現在，那座小院已經蕩平，隻留下一棵槐樹，算是這段文字之交的見證。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那實際等於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裏馬的吹噓。我遠非千裏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那時我二十七歲，寫出被誤以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寫出“隱含的敵意”，寫出“惡毒”，這在當時是嚇得死人的罪名，今天來看，其實是對我創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鑒賞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遺餘力，加之李清泉老師，秦兆陽老師的器識，敢將一無名作者的作品，放在當年七月份改版革新號的頭條位置刊出，所給予我的這份文學信心，是我當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沒有沉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很幸運，在我文學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盡職的優秀編輯。一個作者，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編輯，可算一段緣分。無論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歲月裏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礪，還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網下的風險共擔，相濡以沫，編輯和作者所結成的文字之交，彌足珍貴。我的每一篇由原稿變成鉛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編輯或多或少的心血，絕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們的功勞。
頭都掉了，還有小說嗎？
編輯，文學的助產士，這是值得尊敬的行業！
道怡，謝謝啦！
十幾年前，一家雜誌約我寫過《我與編輯》這樣的專欄，第一篇我就寫了道怡君，因為他在我的文學生活中，實在太重要了。接下來，還打算寫其他做過我責編，和並未編過我稿子的幾位我從心裏感佩的編輯，誰知寫道怡的《我與編輯之一》刊發以後，雜誌不再來催，也就沒再接續下來。
我記得，當我提筆寫《我與編輯之一》時，是從那推拭不開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擺渡的情景寫起。那時，我還未使用電腦，否則我就把原文調過來了。南方地區的冬天，飄灑著那種無聲的冷雨，我站在河邊，招呼對岸的船家載我過去。打成右派以後，我就被發配到工地勞動，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吃遍了所有的苦頭，有些中國人，別看他文化低，在折騰無反抗能力的人方麵，不但表現得有心計，而且歹毒。譬如，準許我回家探親，卻不可以在家過年，於是，大年夜，山路上幾乎沒有行人，隻有我這樣一個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趕路，因為規定必須在大年初一前歸隊銷假。
後來，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兩個人的車站》，也是一個外出的人犯，拚命趕回監獄，不敢有誤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細節，再也控製不住自己，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放映室的座椅裏，不禁潸然淚下。橫豎誰也不會注意我，便任著那淚水流下來，連衣領都濕了。
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選》帶來的嗎其實未必，許多沒寫“惡毒”小說的人，不也一劫不複了嗎這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為曆史付出的代價，直到今天也不能喚醒那些整人狂們半點懺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經故去了，文壇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說，講死人的壞話，已無必要，更不道德。但他發明的“娘打兒子”的謬論，流毒甚廣，實在是誤人不淺的。因為他的論點，實際上給那些手上沾著右派血淚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援助，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們惡行的鼓勵和肯定。而這謬誤的論點，在討好中所宣揚的“臣罪當誅兮”的哲學，所倡導的永遠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標榜的以夾緊尾巴為榮的狗態，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無恐，更加為非作惡，來折磨知識分子了。所以“娘打兒子”謬論不隨他死而死，一遇機會，這些整人者仍會振振有詞地，理直氣壯地舉著棍棒，撲將過來，因為你說了，我是娘！
一個人被打了，還高喊打得好，打得應該，打得我好高興，好快活，那麼此人不是神經病，也是白癡。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甘心作他的奴隸，也許無可指責，但做了奴隸，還宣揚奴隸哲學，還動員別人也俯首帖耳地當奴隸，那就十分地可惡了。
李清泉老師在一篇文章裏，談起過《改選》的事，“剛剛處女作問世，該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於死地了。他是二十才過頭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嗎能支撐得住嗎”因此，他說：“我每每對他歉疚於懷。”道怡君在去年《時代文學》發表的關於我的長文裏，也有這樣的表示。其實，不必如此記掛在懷的，不是發表了我的《改選》，使我倒黴，而是我們自身的軟弱，不敢抗爭，才助長或縱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為地糟蹋知識分子整體，我不過沒有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這班高唱“娘打兒子”者助紂為虐式的示範，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過來的板子，還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誠悅服，愜意舒服。於是，我要渡過這條夜雨閈閈的河，我要在零點以前到達工地。
叫了好一會，那位在屋裏圍著炭盤，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飯的擺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著馬燈走出門來。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這人煙稀絕的山區裏，還有誰會不在家團圓我揮舞著手電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來了，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條渡船，解開纜繩，順著鐵索，扳動攪棍，慢慢地過到河這邊來。
那條雨中的船影，漸漸靠近，攪棍的軋軋聲，愈來愈響，高興的心情自是不必說的了。過了河，再走上個把小時，山腳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見了這位擺渡人，不由得格外親切。
“麻煩你啦！”我一個勁地抱歉，為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現在回憶起來，作為知識分子的骨頭，那樣缺乏鈣質，也真是汗顏呀！說實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誤了歸隊日期，或者，索性在家過了年再回工地，會殺頭嗎而在那些年裏，整人者對你百般淩辱，肆意施虐，活脫一群法西斯，蹂躪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時候，你甚至有“吾與汝偕亡”的殺人之心，不也由於顧惜妻子兒女，寧可得過且過地苟活著，而強咽下這口氣嗎不敢哪，真是一點點也不敢，而且，這個念頭還未形成，立刻就覺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麼法子，知識分子靈魂中的對於強權軟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傷啊！我讀過一篇談論外國作家自殺的文章，反過來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慚愧之極，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誰不曾磕頭如搗蒜地低頭認過罪呢！所以，我對時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們從來是不畏強暴的人中豪傑，說心裏話，不大敢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