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倫有容人之量，本著革命不分先後，多多益善的主張；隻要來到水泊，無不雙手歡迎。為了革命大業，你行，你坐頭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後。不擺老資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絕不至於落得這個下場的。但他做不到這份寬容，就隻好悲劇性地被革命拋棄。西方學者房龍說，寬容是一種奢侈。我看未必盡然，應該說，寬容，是一種有足夠自信心的表現。王倫的毛病，就是囿於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勢心理，產生出由自卑而畏縮，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絕，由防備而敵對等等一係列的從思想到行動的決策錯誤。《水滸傳》作者在王倫被殺以後，引用了一句“古人雲”，“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這種因果關係，不是絕無道理的。
能寬容者，多為強者，而不夠寬容的人，十之八九，在個人才智和總體實力方麵，存在著某些虛弱的成分。惟其虛弱，才有嫉畏，才有計較，才有排擠，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狹隘。謂予不信，看看時下那些標榜“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壇尊神們，便知端的。現在，這些尊神們，都患了眼高手低，難以為繼，不妨姑名曰“文學腸梗阻”的病，已經連個屎橛也拉不出來了，憋得五計六受，才有那張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錢的喪門神似的臉。
偶爾使出吃奶的勁，擠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擲地無聲。正是這種創作實力的衰微狀態，才使他們總在那裏咬牙切齒，坐臥不安的。過去還能從洋人那裏搗騰一點東西，來唬弄勞苦大眾，如今，海禁大開，他們會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較好的後生們，玩得甚至更溜。況且，外國文學走過來的路，在我們二十多年的文學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過了。老實說，此等討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會把笑臉老朝著你。
即使學有所成，力能扛鼎，獨步文壇，名震宇內，也用不著對儕輩虎視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滸傳》描寫的那個時代，北宋的蘇東坡，剛剛嶄露頭角的時候，歐陽修給梅聖俞寫了封信：“取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表現出一位前輩作家，對於後來新進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寧可自己閃到一旁，也要使後來者得以飛騰，這是一種何等博大的心胸當蘇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有言歐陽公者。是時，朝廷雖嚐禁止，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朱弁《曲洧見聞》。
從這裏，我們看到歐陽修的寬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嫉妒眼紅，排斥相輕，隻許自己好，不能容忍別人好。也看到歐陽修的胸襟，不像時下個別文人被冷落，被忘卻，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動肝火，咆哮不止。同樣，蘇東坡在對待比他年輕的同行時，也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宋代葛立方的《韻語陽秋》一書寫到：“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
邵博的《聞見後錄》裏，記敘了一則蘇軾的故事：“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從這裏，我們看到蘇東坡對於後輩的成長，是怎樣的體貼和關心了。
隻有這樣，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倫這類資曆淺，學問少，本領差，能力弱，心胸窄，人緣薄，名望遜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乏見的，哪怕稍稍勝似他一點的朋輩，也是不肯相容，極不樂意出現在自己視野中。官場如此，文場何嚐不如此，那些東張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這個，瞧不起那個，說到底，在於實力不濟耳！統觀海內，凡閑話說得多的人，文章寫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滸傳》裏的宋江，也許就更有啟發了。他，個子不高，談不到魁偉崢嶸，麵皮很黑，說不上風流蘊藉，會一點刀槍棍棒，但很二五眼，有一點墨水，也就是衙門文書之類，論計謀不如軍師吳用，論武藝在山寨裏甚至敵不過女將母大蟲顧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論力氣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鬆，論儀表，哪是玉麒麟盧俊義的對手，論膚色，這黑三郎也不能與浪裏白條張順相比，至於偷雞摸狗也沒有鼓上蚤時遷那兩下子。而後來，他被眾頭領尊讓於忠義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為他善於團結，善於容人，善於謙讓，善於選賢與能。江湖人稱他為“及時雨”，正說明他是多麼地被人所需要，所期盼，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歸海的興旺局麵。
不兼收並蓄，無以成大家。海，所以偉大，因為它能容納一切。拒絕寬容的偏狹心態，最起碼也是一種心靈軟弱的表現。人們要是能把要求別人時的嚴格，移到自己身上，把要求自己時的寬鬆，用到別人那裏，也許會少卻許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紛擾。
因此，《水滸傳》裏的宋江和王倫，倒不失為我們做人作文的參照係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