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命運的決定，筆者這輩子注定了要寫報告文學。
論理，我是從全國第一屆短篇小說獲獎者起步的，理應在小說上發展下去。況且，小說可以想象，可以虛構，可以天馬行空，創作空間很大。然而，由於職業的轉變，本人成了社會的“忠實記錄者”——記者，此後便不由自主地掉進了“陷阱”，寫起報告文學來了——因為報告文學要求貼近現實生活，觸摸時代脈搏；要求理清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生活的關係；要去感受、去判斷、去預測。為此，報告文學離社會特別近，近到所反映的就是身邊的事；離寫作者也特別近，近到會毫無保留地暴露你的世界觀、是非觀。這樣，你極有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秩序和規則的挑戰者。
然而，要想承擔起這份責任並不容易。一部報告文學的問世，不僅要經過當事單位或個人的同意、經過出版部門的審讀，還要經過社會的檢驗，才能站住腳跟、生存下來。因為所揭示的就是當下的人和事，所以很容易惹上官司。有時即便是對的，也要注意社會影響和社會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被無情地“槍斃”。所以，報告文學在我眼裏，便成為那種既不敢輕易碰觸，又總想去嚐試的文體。
還好，因為平生謹慎，盡管寫了四十多年，大體還算順利。可萬萬沒有想到，這次寫羅陽與殲-15，本人遭遇了寫作生涯中最艱辛的一年多的磨難，具體說是遭遇了“三難”：采訪難，寫作難，“出生”難。
首先是采訪難。
在羅陽的遺體被拉回故鄉沈陽的那天晚上，整個沈陽城沉浸在一片悲戚之中，新聞記者的直覺和責任告訴我，必須去采寫羅陽。而最行之有效、百試不爽的辦法，就是暗度陳倉，公事私辦。
於是，我在第一時間裏，利用獨特的“老鄉”優勢——沈陽人，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很快就在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圈裏，順藤摸瓜找到了羅陽的母親、羅陽的妻子、以及羅陽的姐姐的地址與電話。可誰知，當我逐個給她們打電話提出采訪請求時，均被很客氣地謝絕了。這樣，我不得不迂回包抄，先打外圍戰，找了羅陽妻子的單位、她尊敬的老領導、她同窗的老同學，還有朝夕相處的同事，但人家都表示愛莫能助，說上邊有命令，統一采訪。
沒有辦法，我隻好冒著嚴冬刺骨的寒風，像瞎子摸象般地摸到羅陽的妻子王希利家前蹲坑，在601所家屬樓與總後幹休所門前守株待兔。可是，蹲了三天，人都凍感冒了，也沒見到王希利的影子。一打電話才知道，她參加了宣講團到全國各地去宣講去了。我不死心，又到羅陽母親的幹休所蹲坑。蹲了兩天，沒有見到老太太，隻得再次撥通電話。羅陽的姐姐羅明接的電話，先客氣地問怎麼弄到號碼的，繼而說，對不起，我們在外邊，你先和羅陽單位聯係，我們聽單位的安排。
總之，什麼迂回包抄、暗度陳倉、守株待兔等等十八般武藝全都使上了，前後風餐宿露二十多天，結果，還是瘸子打圍坐著喊，原地踏步走。
於是，我不得不改變采訪思維，去走官道——求助於北京某大出版社。還好，那位出版社領導不忘舊情，親自到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去找主管宣傳的老同學，並為采訪確定了寫羅陽和他戰友團隊攻堅的新角度。中航那位領導感到角度還可以，一切才迎刃而解。於是，中航直接打電話，通知沈飛接待。
那一刻，我的內心無比歡暢，以為拿到了尚方寶劍，一通百通，從此就萬事大吉了！可剛與沈飛宣傳部的領導接觸，人家就明確地告訴我“三不”：不管你什麼來頭，我們對新聞采訪一視同仁，不能協助你采訪羅陽的母親，不能協助你采訪羅陽的妻子，不能協助你采訪羅陽的女兒。其意十分明顯，決不允許再往羅陽親人的心口上撒鹽了。於是，我請他們安排羅陽最親密的戰友接受采訪。他們委婉地說，領導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