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隻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幹淨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卻並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並不久，現在那裏去了？
隻有近來的誣陷，倒像是頗為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並不比古時候更厲害，證據是清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況且鬧這樣玩意的，其實並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隻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曆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
八月十日。
幫閑法發隱
吉開迦爾是丹麥的憂鬱的人，他的作品，總是帶著悲憤。不過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見了這樣的幾句——“戲場裏失了火。醜角站在戲台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為這是醜角的笑話，喝采了。醜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閑們的伎倆。幫閑，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或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腳色，卻變成了文學者。
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於凶手當然是有害的，隻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著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為醜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為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幸而幫閑們還多是男人，否則它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它，當眾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著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凶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它呢？這回它倒是道德家。
當沒有這樣的事件時，那就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八月二十八日。
別一個竊火者
火的來源，希臘人以為是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因此觸了大神宙斯之怒，將他鎖在高山上，命一隻大鷹天天來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也已經用火，但並不是由希臘人傳授給他們的。他們另有一個竊火者。
這竊火者，人們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卻了。他從天上偷了火來，傳給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觸了大神大拉斯之怒，這一段，是和希臘古傳相像的。但大拉斯的辦法卻兩樣了，並不是鎖他在山巔，卻秘密的將他鎖在暗黑的地窖子裏，不給一個人知道。派來的也不是大鷹，而是蚊子，跳蚤，臭蟲，一麵吸他的血，一麵使他皮膚腫起來。這時還有蠅子們，是最善於尋覓創傷的腳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麵又拉許多蠅糞在他的皮膚上，來證明他是怎樣地一個不幹淨的東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個故事。他們單知道火乃酋長的祖先所發明，給酋長作燒死異端和燒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現在交通發達了，非洲的蠅子也有些飛到中國來，我從它們的嗡嗡營營聲中，聽出了這一點點。
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