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誌謝世，我等候訃告，準備告別，始終沒有消息。後來才知道，他留得有話：不舉行儀式，不通知親友。耀群同誌忠實於他的囑托，悄悄把後事辦完了。
我該早想到這做法，這才符合他的秉性。隻得呈心香一縷，送別故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端木剛從香港回到北京，還沒安排工作就參加“北京市大眾文藝創研會”的活動，我在會上和他相識。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任創作部長，我是他的“部下”。我倆同時入黨，又並排站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台下舉手宣誓。近半個世紀裏，不論順境和逆境，都沒斷了聯係，這該算作緣分！多年來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實不論按自然年齡還是按文學輩分，我都應尊他為長輩。我在文工團唱過《嘉陵江上》，初學寫作就讀他的小說。想象中他是個才華出眾，倜儻不群的樣子。所以那天看到一個30多歲，謙恭平常的人隨老舍、趙樹理走進“創研會”客廳，壓根沒想到是端木！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裝筆挺，頭戴禮帽，手持司提克，標準的英國紳士；趙樹理穿粗呢製服，腳蹬家做千層底布鞋，典型才進城的“科以上幹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買乍做的幹部服；腳上卻蹬著質高色亮，尖頭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趙樹理一說他的名字，大家驚叫著站起來歡迎，他有點手足無措。開會時他還有點拘束，坐在一邊點頭，撿笑，卻不發言。有人請他發言，他說：“剛回來，聽什麼都新鮮，很興奮。先聽吧，熟悉了才有話說。”
我覺得他夠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時候。過了不久，報上批判電影“武訓傳”他不甘寂寞，熱心寫了篇文章。發表後卻被認為“明批暗保”。文聯開座談會他檢討過失。文章內容我已忘記，但他作檢討時樣子忘不了。據說是頭一次當眾檢討，他聲音壓得很低，充滿自責卻說不清錯在哪裏，為什麼會錯！有人問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什麼？”他瞠目結舌，攤開兩手像回答別人又像是責問自己：“除了想做點工作，還能有別的動機嗎？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隻是困惑，自責，並沒有反感和氣惱。我第一次發現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時候。
此事過後，他到大紅門、鹿圈一帶參加農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強改造去了。在下邊時不斷寫信來，把工作感受與思想變化向黨組織彙報。這哪像剛從外邊回來的專家？解放區來的幹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誌們很讚佩。不久之後，他成為新回來的人中最早入黨的一位，反而沒人感到意外了。
入黨後端木自律頗嚴。他沒想好新的寫作路數，暫停寫他擅長的小說，散文。但並沒停筆。他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改編成評劇《羅漢錢》，為“反對武裝日本”與人合編京劇“戚繼光斬子”。《羅漢錢》發表了但沒演出，“戚”劇演出後效果平平。他都處之泰然，他思想有準備：隻要完成政治任務，不計較個人得失。我無能力評判這樣做對文學運動的利弊，但確信他是出於政治責任感才這般行事。
那以後端木沒再因為發表作品惹麻煩。但從胡風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過去的人與事，文壇舊案，士群傳聞之類仍使他沒得到幾天安寧。
寫作停頓，端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與熱愛，隻能從讀書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趙樹理是我們宿舍藏書最多的兩人。他倆希望我把小說寫好，都主動借書給我。樹理拿給我的是“七殺碑”；端木則借給我了“宋人話本七種”。一位勸我“參考其寫法”。一位叫我“領會其神韻”。兩位的忠告我都聽了，對我的寫作風格都起了作用。我還隨他兩人逛過街。端木愛去琉璃廠，樹理去鑽和平門破爛市。端木買小瓶小罐，壽山石、山核；樹理則買生鏽的鋼筆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沒事拿著放大鏡看他的小古董，賞心悅目；樹理閑來彈日本弦子，有板有眼。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為後來寫“煙壺”種下了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