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2月20日，美國紐約的《世界報》用了兩個版麵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爆炸性的長篇新聞報道，標題是《旅順大屠殺》，報道中有這樣一個段落：“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無抗拒犯軍。日人謂槍彈由窗及門放出，盡是虛言。日兵並不欲生擒。我見一人跪於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於地上，一手以劍斬斷其身首。有一人縮身於角頭，日兵一隊放槍彈碎其身。有一老人跪於街中，日兵斬之，幾成兩段。有一難民在屋脊上，亦被彈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槍尾刀刺插十餘次。”短短一百餘字的描述，竟是血淋淋的，充滿了“斬斷”、“刺插”、“斬之”、“被彈”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讓紐約市民心驚肉跳。這篇報道，是紐約《世界報》著名記者克裏曼采寫的。
甲午戰爭爆發後，克裏曼和大多數美國民眾一樣，對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看不清楚，總以為是所謂“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的正義戰爭。所以他跟隨日軍陸軍第二軍進行了戰地采訪，想宣揚一下這場戰爭。可是，他所看到的一切，徹底顛覆了他原先的想法，他看清楚了這場戰爭是不折不扣的、赤裸裸的侵略戰爭。所以，才寫了那篇長篇報道揭露真相。
那麼旅順大屠殺究竟是一場怎樣的災難？它又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必須從慈禧、李鴻章等人的戰爭決策講起。
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慈禧太後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是先主戰，後主和。當日本不宣而戰挑起豐島海戰的時候，她非常憤怒地向日本宣戰；當清軍節節敗退，日軍不斷占領各戰場戰略要地的時候，她又千方百計地謀求議和。慈禧的這種態度變化，其實不僅僅發生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中，她也有類似情況的發生。那麼，慈禧對待戰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
慈禧雖然自小聰明，但她是一個沒有很深文化素養的普通女性。她的文化水平到底有多高呢？沒有人進行過評估，因為她沒有留下多少文字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從她的為數不多的一篇文字中看出個大體輪廓。她當年罷免恭親王奕的一道上諭，全文一共224個字，其中有11個錯別字，而且語句不通順，這說明她文化水平確實不高。再加上她常年深居內宮，不了解世界大勢，根本就沒有能力去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戰爭，也不可能以正確的心態去麵對反侵略戰爭。從現有的檔案史料分析，慈禧在甲午戰爭中的心理狀態有一個從“自大”到“自卑”的演變過程。
“自大”和“自卑”是兩種截然相反的心理狀態，它們之間的轉換需要多大的外界刺激和內心掙紮！然而，在慈禧這位身居內宮卻傲視天下的無知女人身上，卻在反複上演著，其代價是一個國家的遍體鱗傷。
慈禧繼承了清朝曆代統治者把中國視為天朝上國，把西洋各國看成是蠻夷之邦的傳統心理，秉持天下之大，唯我獨尊的態度，不屑於了解西方列強強大的原因，看不到大清國與西方列強的差距，更不懂得近代戰爭的複雜性。特別是對待日本，她用蔑視的眼光把日本看成是一個“蕞爾小邦”，覺得這個國家在大清帝國麵前成不了大氣候。所以，當日本挑起豐島海戰的時候，她並不感到有多麼嚴重，毫不猶豫地決定宣戰。宣戰的決定做出後不久，她就把戰爭的事情交給李鴻章等人去處理，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準備她的六十大壽的慶典上。比如，當日軍渡過鴨綠江進攻中國本土的時候，慈禧卻在一心一意地安排王公大臣進獻“萬壽貢品”的事情。她下了一道命令，各大臣必須在1894年10月23日這一天將“萬壽貢品”送進宮內，無意中又把王公大臣的精力，也轉移到了她的慶壽上來了。實際上這個時候她是覺得，跟日本打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她的這種想法很快被無情的戰局打碎了，日軍渡過鴨綠江後，連克九連城、鳳凰城、岫岩、金州、大連等戰略要地，她的心理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恐懼”之心油然而生。
當1894年11月22日旅順失守的時候，慈禧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她立刻想到了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她和鹹豐皇帝倉皇逃到熱河的情景。想到這些，慈禧不寒而栗，內心強大的恐懼感難以抑製。12月16日她在召見群臣的時候，當戶部尚書翁同龢向她報告了遼東半島糟糕的戰況的時候，慈禧失聲痛哭起來。她真的是害怕了。那麼，她在害怕什麼呢？
她害怕的當然是失去江山社稷。這個江山社稷在慈禧的眼裏，並不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不是大清國幾萬萬同胞的安危，而是清朝的皇權對國家的統治，是她個人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及整個統治階層的奢華生活。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她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立刻轉向求和，試圖通過對日本的屈服和示好，來換取盡快結束這場戰爭。同時把戰爭失利的原因，歸結為光緒皇帝等人的主戰，她毫不留情地打擊起主戰派來。
這就是一個毫無政治和軍事韜略的強勢女人，在甲午戰爭中的心理演變過程。
與慈禧的心理相比，李鴻章的心理要複雜得多。第一，他要時刻保持與慈禧太後的主張相一致，采取靈活方法和巧妙手段來實現慈禧的意圖和主張，以維持自己的牢固地位；第二，他要把自己對戰爭的主張，貫徹於軍事與外交中，並以此來影響戰爭。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李鴻章展開了外交與軍事努力。
在外交上，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議和。根據戰局的發展和他對慈禧的了解，李鴻章斷定，等生日慶典一過，慈禧必定會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會立即考慮議和問題。如果是這樣，還不如自己主動作為，趕緊安排對日求和。於是，他向慈禧提出，派天津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代表清政府，赴日本求和，慈禧果然讚成李鴻章的主張。
李鴻章在德璀琳出發之前，交給德璀琳兩樣東西，一樣是中國給日本的照會，一樣是李鴻章給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的私函。照會稱，照得我大清成例，與各國交際素尚平安，現於貴國小有齟齬，以幹戈而易玉帛，未免塗炭生靈。今擬商彼此暫飭海陸兩路罷戰……照會顯然考慮到大清國的臉麵，有些話說得還是硬邦邦的。可是，李鴻章的私人信函，卻是另一種口吻，表達了更加迫切的議和心情。李鴻章說：“和局中輟，戰禍繁興，兩國生靈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苦思，冀得善策，俾水陸之戰一切暫時停止。”並特別表示，將來在停戰和訂約問題上，願意聽取日方的意見。李鴻章以為，有了這封表達誠意的信，伊藤博文會考慮停戰問題。所以，他對德璀琳的日本之行抱有很大的期望。為了使求和更加順利，李鴻章不顧大臣們的非議，特意賦予德璀琳更大的權力，授之以頭品頂戴。
1894年11月22日，德璀琳偕英國人泰勒和立嘉從天津大沽乘船出發，前往日本，26日抵達神戶。當天晚上，德璀琳就拜訪了兵庫縣知事周布公平，特別說明自己是為了講和而來，希望伊藤博文能給以接見，以便呈交中國的照會和李鴻章的私人信函。周布公平先把此時報告給外相陸奧宗光，沒想到在陸奧宗光這裏就沒有過關。陸奧宗光擔心伊藤博文貿然會見德璀琳，特意發了一封電報給伊藤博文。電報說，有關德璀琳事，經過較全麵的考慮後，我認為，無論您或日本政府接待他，還是接受李鴻章的信件，都是不恰當的。在目前情況下，除非中國政府預先發出通知，並派出合適的、有資格的全權代表，否則是不能與中國政府官員進行接觸的。如果德璀琳帶著任何受我們鼓勵的跡象回到中國，則要導致德璀琳本人或赫德被任命為將來談判的全權代表。而任命外國人為全權代表，無論如何都必須拒絕。因為這樣做不僅不合適，而且可能給列國一個間接幹涉的機會。因此，我堅持認為，您不要接見他或接受李鴻章的信，而應簽署命令，讓德璀琳在限定時間內離開日本。
從陸奧宗光的電文中可以看到，日本人的遠慮是絕非李鴻章所能料到的，李鴻章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伊藤博文在陸奧宗光的強力勸告之下，決定不接見德璀琳。伊藤博文後來極端嘲笑李鴻章的做法，他對屬下說，日本在戰場上正處於勝勢，不達到最終的目的，哪有停戰的道理，議和是不可能的。就這樣，德璀琳在日本逗留了幾天之後，見伊藤博文沒有接見他的意思，便掃興地回到中國。李鴻章的議和夢想破滅了。
在軍事上，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避戰。就在慈禧大搞生日慶典之際，朝廷中有一個人實在坐不住了，他就是朝廷中主戰派的代表、戶部尚書翁同龢。翁同龢對清軍在戰場上的敗退，海軍遲遲沒有出戰，極度不滿。在情急之下他對自己說，在慶典期間，我不敢跟慈禧提起戰爭的問題，我還不敢跟李鴻章討論這個問題嗎？於是，他親自趕到天津，與李鴻章見麵。見到李鴻章，翁同龢嚴厲質問，為什麼不讓海軍出海作戰，貽誤戰機？李鴻章也高聲反問，到現在才來責問這個問題，我這幾條軍艦還能出海作戰嗎？為什麼當初向你要軍費的時候，總是遭遇你的冷臉？翁同龢說，作為戶部尚書我已經盡力了，你要更多的經費，應該向朝廷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