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曾國藩處世態度由酷峻變柔順有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個過程即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從他殺李金陽事件看得出其殘酷無情，且與疆師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這一過程有如下的記載：
……先是文正（曾國藩）與胡文思（胡林翼）書，言格靖（駱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格靖為書篡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嚐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挽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紕糠塵垢”數語，蓋文正嚐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
為什麼曾國藩要變得“巽順”呢？有人認為羅汝懷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請假在家時，汝懷寄之以書，諄以尚平實匆爭權相勸，其書略雲：
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左者，何者？天下為平實堅仆人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禺之櫛風沐雨，手胼無胝，故能船炮堅利，壁壘堅固。即烘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涉論在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複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谘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錫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嚐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也，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共然也，故折漕自我，撥漕自我，捐資舞稅皆欲自我，而不複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客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已操，大權未嚐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
羅汝懷的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曾國藩對權力苛求及壟斷的弊病。曾國藩能虛懷而接受之。其1854年因與王鑫不愜而不救其敗事，與1864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再見曾國藩之待人接和，前後判若兩人。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在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我們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劃分為三個階段，我們能發現共中各有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段，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時期。民國的何胎說：
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誌，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已漸臻成熟，無以複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誌氣事功，亦少替矣。
由此可見，正是曾國藩一生“三變”才成全了他的偉業啊！
由以上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深謀遠慮和處事的老練成熟。一個人身上事業越大，所遭遇的種種人與人的衝突就會越大，一個人如果沒有和人打交道的高超技巧，沒有把各種情況都考慮周全的“經驗化”的頭腦，根本無法駕馭大的局麵，將很難取得像樣的成功。
從閱曆中提練社會經驗，恰恰是我們年輕人最缺少的東西，所以我們走向社會之後，要尤其強化對社會經驗的學習。一個人能看清自己的現狀，心態就會平衡許多，就能以一種客觀的眼光去看待，認識這個世界，並且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