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從文化學的角度來審視，是一種民族文化，即地球東半球上中華民族華夏文化的一種表現形態；從藝術形式上講，是一種聲腔劇種，是中國戲曲聲腔係統中以“秦聲”為聲腔的劇種。由於它孕育於秦地，所傳承的自然是秦文化的風神品格，而成為“西秦文化”的一種載體。秦腔的結構特點，是一種遊弋不定的非平衡性的耗散結構，能吸納各種藝術為自己所用，所以它能夠永葆青春，長期發展不衰。
秦腔作為一種文化，本身就蘊含著華夏民族的諸多素質與傳統。“自古帝王都”的長安文化，給予它得天獨厚的異彩，而不擇細流與不讓土壤，就自然成就了它彙納百川的襟懷與獨特的風神品格。這種“長安文化”基本上包括了兩個層次的內容：從廣義上說，是文化層麵的炎黃子孫所創造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從狹義上說，則是中國曆史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和它相適應的製度和組織機構。這是一種曆史現象，同自身產生的時代相適應，並隨著社會物質生產與精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地進步。如果單從意識形態方麵去解讀和審視，這種長安文化又是一定政治、經濟的反映，反過來又給予後者以巨大影響和反作用。
亞細亞生產方式，即家庭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方式，給悠久、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以極大的製約，使之經曆了一種以“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和神農氏為代表的農耕文明，在經曆了穩健的發展過程後，逐漸沉積為一種華夏傳統文明。這種早熟的古代社會文明，以氏族、種姓和家長製為核心，以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經濟基礎，借助於周公的“製禮作樂”，又經曆了周、秦、漢、唐時期，吸納了儒、道、釋三家的營養，特別是道家的精、氣、神，到了漢、唐，就形成了頗具風範的“漢唐雄風”，終於成為中國古代華夏精神的集中體現和象征。自然哲學同人文科學的“渾然一體”的整體思維方式與社會科學、政治、法律、民俗、道德等相結合，成為偏重於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也這樣或那樣地，幾乎不動聲色地融合於長安文化。從“秦風”到“秦聲”，再到“秦腔”的由表及裏的滲透，也總是隨著時代的風起雲湧而混雜交融，叫人難以具體分辨出這裏麵哪些是思想，哪些是技藝；哪些應該做整體的思考，哪些應該做“個例”的具體分析。
秦風→秦聲→秦腔的風神品格，要從“樂以發和”的思想方麵來解讀，可以用中國最古老的“樂”辭《秦風》中的兩個辭加以概括，就是“駟？車轔”；藝術上的追求，也可以用《秦風?蒹葭》的主題思想表明，這就是“秋水伊人”這句恍惚其辭、難以色相的話。這是西秦人在表達自己盡管困惑卻仍然熱烈進取的、一往直前的崇尚精神與審美情趣，也是對他們執著追求理想境界與“至人”品格的一種傾訴和讚歎，或者說是一種“自況”。後來，經過韓娥的“曼聲哀哭”“曼聲長歌”，到漢代司馬遷外孫楊惲的“酒後耳熱，仰天撫缶”，“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而“歌呼嗚嗚”，再到羅敷女的巧彈箏以自明。秦聲吸納一切為我所用的藝術形式，演繹多種故事情節，成為“漢唐雄風”的載體。至此，秦風、秦聲，幾乎可以以“國劇”自居了！
魯迅在1924年西安講學後所寫的《看鏡有感》中說：
遙想漢人多麼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
又說：
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00-301頁）
在唐代這個開放的時代裏，由於藝術家在世界觀上的自覺性迅速提高，各門類文學藝術間的融合也不斷趨向自覺，由“樂”而奔瀉直下的戲曲藝術也有了新的發展，文學、音樂、美術、舞蹈和技藝五者水乳交融的結合，就表現得更為自然和自如，秦腔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此時“漢唐雄風”和長安文化的載體和承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