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5月22日理查德·瓦格納出生在萊比錫的一個愛好藝術的警官家裏。出生後不到半年父親就去世。第二年夏天母就改嫁給一位多才多藝的戲劇演員路德維希·蓋雅爾，全家遷往德累斯頓。瓦格納的繼父在德累斯頓的一家劇院中工作。幼年時期，瓦格納可以自由出入劇院，並經常陶醉在戲劇舞台之中。天長日久，在這位未來戲劇家的幼小心靈中漸漸地點燃了戲劇創作的火種。當瓦格納14歲的時候，竟然寫出了一部長達五幕的大悲劇《萊巴爾德與阿德萊達》。這部戲劇雖然明顯地帶有莎士比亞悲劇的印記，但作為一部少年習作，的確令人驚歎。瓦格納接受係統的音樂教育並不太早，11歲才開始學鋼琴。由於聽了威柏親自指揮的歌劇《自由射手》又使他對音樂的興趣由鋼琴轉向歌劇。使瓦格納立誌走上音樂道路的真正動力還是貝多芬的音樂。1828年，在萊比錫布商公所的音樂會中，瓦格納第一次聽到了貝多芬的作品。充滿熱力而又富有進取精神的音樂使瓦格納大為震驚，他第一次感到音樂的偉大，感到音樂中所蘊含的無窮的力量。1829年，瓦格納在萊比錫劇院觀看了貝多芬的歌劇《費德裏奧》，史詩般宏偉的音樂使他再也無法擺脫這門藝術的吸引力。瓦格納立誌作曲，並以貝多芬為指路明燈，開始踏上探求音樂藝術的征途。
為了使自己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音樂家，瓦格納於1831年隨托瑪斯教堂的音樂家梯沃多·魏利格學習和聲、對位。如饑似渴的求知欲，促使他在非常短的時期內就掌握了這些理論，並且用之於實踐。1832年，瓦格納創作了《C大調交響曲》由於這部作品在萊比錫上演獲得成功，使瓦格納在音樂界的地位有所改善。緊接而來的機遇，又使他在音樂的道路上出現新的轉變。1833年，瓦格納應威爾茨堡劇院的邀請，擔任了該劇院的合唱指揮。不久又先後在柯尼堡和裏加歌劇院擔任指揮。這使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各種各樣的歌劇作品，並通過演出實踐，逐漸地摸索到歌劇藝術的特殊規律和當時流行的不同流派歌劇的藝術風格。歌劇院的工作，使瓦格納獲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不但提高了指揮能力，而且在歌劇創作上也積累了大量的感性知識。在此期間他寫了兩部歌劇：《女奴》和《戀禁》。盡管這兩部作品還比較幼稚，但它們卻打開了瓦格納畢生從事的歌劇創作的大門。在柯尼堡劇院工作期間，瓦格納與女歌劇家米娜·普蘭納結成夫妻。
1839年瓦格納來到巴黎。巴黎是當時歐洲文化的中心之一，瓦格納久已仰慕這塊土地。並希望能在這裏施展自己的藝術才能。但事與願違，他完全被人材濟濟的“海洋”所湮沒了。瓦格納沒有獲得上演自己作品的權利，隻能以抄譜來糊口求生。在巴黎的三年，是瓦格納一生中最貧困的時期。他曾因鞋底破洞，買不起新鞋而無法外出。他甚至連最便宜的剃刀也買不起，並常常饑腸轆轆。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涯》中，瓦格納曾寫過下麵一段令人傷心的回憶：“有一天，我走到貧乏的尖端。由於真的身無分文，很早我就奔出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為我根本沒有錢可以買票坐車。我一直盼望著，即使能弄到五個法郎也是好的。於是我整天在巴黎街頭遊蕩著，直到黃昏。最後我的使命還是落空，不能不照原來那樣，再步行回到繆頓”。
貧困的生活和艱苦的環境並沒有挫敗瓦格納的創作決心。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時間中，以驚人的毅力寫完了兩部歌劇，一部序曲和數首歌曲。
他廣泛納交社會上的文化名流，以此來開闊自己的藝術視野。作曲家李斯特、柏遼茲和詩人海涅都是瓦格納經常往來的好友。
1842年初，德累斯頓歌劇院準備排演瓦格納在巴黎完成的歌劇《黎恩濟》，於是，瓦格納啟程回國，投入了這項工作。同年四月，《黎恩濟》在德累斯頓劇院首演獲得空前成功。瓦格納一舉成名，這使他生平第一次體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滿足。《黎恩擠》的成功引起了德累斯頓劇院對瓦格納的興趣，他的另外兩部歌劇《漂泊的荷蘭人》與《唐豪賽》也相繼在該劇院上演。在此期間，瓦格納還被任命為德累斯頓劇院的指揮。
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情勢十分高漲，瓦慚鈉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場革命。他在《人民報》上發表了題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寫為偉大的女神：“她乘潘風嫩的翅膀奔馳著，高高地昂著那被閃照著的頭，右手持劍，左手持火炬，目光陰黯、冷淡而帶怒氣，但是對於那些敢於正視這黯淡的目光的人，它卻發射出最純潔的愛的光芒。”瓦格納不但慷慨陳詞，以筆墨投入革命，而且投身到戰鬥第一線。他參加了1849年5月發生在德累斯頓的一場街巷防禦戰。當時，炮火連天，形勢十分危急。瓦格納不顧生命安危，和戰士們一起反擊政府的軍隊。戰鬥期間，瓦格納還冒著槍林彈雨在牆上和籬笆上張貼革命傳單，並且還在克雷斯托夫塔上堅守了兩晝夜。結果，革命遭到了鎮壓，瓦格納也遭到了追捕。德累斯頓的街巷上到處可以看到逮捕瓦格納的通緝令：“本地皇家司樂官理查德·瓦格納，因參加本地發生的暴動，應受法律審判，但至今尚未得獲。特提請一切警察機關注意上述情節並請如在貴區所轄的地區找到瓦格納本人，立即予以逮捕並通知我處。”
這樣，瓦格納不得不逃離德累斯頓。在魏瑪，經李斯特的幫助，他獲得了一份假造的護照，離開德國國境，逃往瑞士蘇黎勝。
1849年秋天，瓦格納來到蘇黎世，從此，開始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當時，他沒有固定的工資，靠朋友的資助和少量的其它收入來維持生活。但瓦格納生性好揮霍，因此，到瑞士不到五年，他就背上了一萬法郎的巨債。不久，瓦格納應倫敦愛樂協會的邀請，到倫敦指揮演出了八場音樂會，一度收入非常微薄。這對負債累累的瓦格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憤怒地把倫敦比作一座“地獄”。在國外最初的幾年中，瓦格納不但清貧困苦，而且病魔纏身。1852年至1855年間，他先後染上瘧疾和丹毒。這兩次大病嚴重地摧殘了瓦格納的身體，他在給朋友烏利希的信中說病痛使他難以忍受，幾乎把他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