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中國教徒卷入禮儀之爭後在中國的活動狀況之一斑，同樣需要考慮的是士人天主徒為禮儀辯護的文本送達羅馬之後的影響。他們寫這些作品是為了幫助耶穌會士得到羅馬神學家的讚同，那麼結果怎樣呢？關於士人的辯護詞對羅馬神學家是否有影響這個問題，雖然未見有明確證據，但從禮儀之爭進入18世紀的發展態勢就可以判斷，17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士人支持耶穌會士禮儀立場的作品在羅馬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效果。究竟是神學家們根本就沒怎麼看，還是看不懂，或是懂了也不接受，這就不得而知了。但這卻可以反映出，在教會講求正統與純潔的神學家麵前，耶穌會士尊重本土文化、力圖發掘一個概念在本文化中真實含義的文化態度與闡釋精神碰了壁。這就不難理解，當耶穌會士把1700年11月得到的康熙皇帝對禮儀含義的批示寄達教廷時，教會上級卻對耶穌會士的行為愈發感到震驚和惱怒。當然，這份文件遭強烈排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前文所說，教廷從中還感覺到了世俗政權的力量對教權的挑戰。因此康熙的這份批示將禮儀之爭中貫穿始終、錯綜複雜的權利紛爭層麵正式剖開，並引出了以中國皇帝與教廷代表直接對抗為標誌的禮儀之爭的高潮與落幕。
§§第四章 權力網絡中的禮儀糾紛
中國禮儀之爭中其實有著明顯的權力鬥爭因素貫穿始終，前文分析禮儀之爭基本爭議點的時候，已經揭示出，耶穌會士與其反對派爭執的表麵上是宗教真理，實際上更是在爭取權力階層對他們各自傳教方法的支持，而這充分體現出各個傳教團體自始至終存在的利益糾紛。除此之外，禮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因具有社會規範的效力而包含權力信息，這可以說是禮儀之爭發展到中國皇帝與教廷使節直接對陣時就成為兩個社會最高權力當局彼此交鋒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