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周史載：北周（公元557—581年）由孝閔帝宇文覺伐廢西魏恭帝元廓自立稱天王，改國號為周，史稱北周，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北周統治者信奉佛教，據《曆代三寶記》載：北周太祖宇文泰當政時便“興隆重佛典，尊重大乘，雖攝萬機，恒聞三寶，第內每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北周閔帝文覺在位不到一年，也“廣開解脫之門，洞啟菩提之路”。由於統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北周時代佛教甚為昌盛，境內有寺院萬餘所，僧侶近百萬人，占人口十分之一。由於佛教勢力發展，寺院濫度僧尼，廣占田產，編戶假慕沙門，實避調役，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詔書禁佛，毀經、像，拆廟宇，命沙門（和尚）還俗，將寺院收歸公有，“求兵於僧侶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
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宣帝天元皇後楊氏之父楊堅任北周大丞相，總攬國政，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楊堅大殺北周宗室，廢靜帝自立，滅北周，建隋朝，改元開皇即隋文帝時代。
北周史料記載：大象二年（公元580元），楊堅在任北周丞相時，就恢複了佛、道兩教。為隋朝皇帝後，仍十分重視佛、道教，大興土木，建造廟宇，翻譯經書，雕刻石佛，寺院僧侶眾多，香客絡繹不絕，香火十分旺盛，直至唐宋。
據殘存碑文記載：“雲經寺”建於隋文帝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同石佛雕刻時間（公元580年）相距僅有4年，且五尊石佛的發現地和雲經寺相距很近（史家坡村南、村北），因而可以初步判定：五尊石佛同雲經寺基本屬同一時期所建；五尊石佛係雲經寺內石佛。
唐玄奘三藏法師是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一位偉人，他是傑出的佛學者、翻譯家，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不畏艱險，曆盡艱辛，西行天竺（印度）取經，曆時十七年，跋涉五萬餘裏，求法回歸後先後翻譯出佛經75部、1335卷，為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受到了僧俗愛戴和崇敬，被唐太宗讚稱為“法門領袖”。
據史料記載：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圓寂銅川玉華宮，根據唐高宗的旨意，葬□河以東白鹿原，五年後，於總章二年（公元669年）遷葬於現長安區“興教寺”。唐玄奘初葬在“□河以東白鹿原”具體什麼地方，現存資料未有確指。為此，我們曾走訪大雁塔增勤方丈及省佛教協會有關專家，他們均認為唐玄奘法師初葬地就是現在“雲經寺”。我們考察了長安區“興教寺”，長安“興教寺”和灞橋“雲經寺”的地貌十分相似，都是背靠原（一是白鹿原，一是少陵原）麵西，三麵環坡、一麵臨水（一是□河、一是贑河），地勢呈“簸箕狀”；“雲經寺”這塊地方在北周時就是佛教聖地。根據我國佛教高僧一般葬於佛教聖地這一習俗，唐高僧玄奘三藏法師圓寂初葬地“□河以東白鹿原”，就是現在五尊佛像出現地——“雲經寺”，五尊佛像的發現為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據史料記載：由於唐玄奘的葬所距長安城太近，高宗和宮中聖眷以及滿朝文武很容易望到，不免時生悲痛，文武百官恐怕有傷聖上龍體，於是有了遷葬之議。省佛教協會的一位專家還告訴我們：據傳唐玄奘法師從天竺取經回長安，曾在雲經寺將所取經書進行過分類，故“雲經寺”亦叫“分經寺”。
關於五尊彩繪石佛發現地為何不在雲經寺內而在史家坡村東南之疑，筆者認為造成原因有三種可能：一是隋唐時代“雲經寺”規模大，現在“雲經寺”係八十年代後期所建，麵積很小，故發現地不在其中；二是唐代以後，屢次毀佛，“雲經寺”僧侶們為了保護珍貴石佛，將其埋於現在的發現地；三是麟德元年玄奘法師圓寂時，將雲經寺五尊石佛隨玄奘法師陪葬於地下。
“雲經寺”是一個不顯眼的“神秘”地方，從未引起人們的關注。五尊彩繪石佛的發現，揭開了“雲經寺”神秘的第一頁，為了進一步揭開唐玄奘法師初葬地之謎，研究中國佛教曆史，發展陝西旅遊資源，建議上級有關部門對“雲經寺”進一步開掘、研究並開發利用，我們相信，將會有新的、更大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