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4—1925年，日僧和田辯瑞、加地哲定先後來長安朝拜青龍寺時，誤認為西安城東南四裏許的祭台村石佛寺是唐代的青龍寺，在寺內牆壁題詞歎息。和田辯瑞題詞：“當石佛寺者，唐之青龍寺也，貞元二十一年六月，日僧空海上人，即弘法大師，仰當年惠果大和尚受學密教，千二百年後，末資辯詣來寺，無極感悲湮滅，茲書。大正十五年八月十八日，真言宗，末資辯詣，和田辯瑞誌。”加地哲定題詞：“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餘詣此處。該寺是青龍寺之故地，密教根本道場也。嗟法燈既滅，和尚逝久，感慨無量，所願法燈再燃，佛日增輝，密乘沙門加地哲定識。”1930年日僧結成令聞來陝，禮青龍寺並拍照，回國後編成《長安佛教巡訪記》一書問世，並贈陝西佛化社一本。
1931年，太虛法師進陝，也曾來寺瞻禮，並在《陝西雜詠》中有“青龍寺詩”八首。1932年朱子橋居士禮寺，望壁觀詞，大為感動，購地十畝，修建殿堂寮舍，並親書“唐青龍寺”匾額懸於寺門，延請真元為住持，作為大興善寺的下院。
195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鐵爐廟村北邊的土原上挖掘出唐代磚瓦、石燈、經幢、石塔等，為確定青龍寺遺址提供了條件。1974年和1979年先後又進行發掘複查，才肯定了青龍寺遺址的所在。
1979年，日本香川等四縣知事訪問西安，提出集資興建空海紀念碑；1981年4月12—15日中日雙方簽訂協議，同年5月動工，1982年7月竣工，空海紀念碑巍然屹立，並建有陳列室等唐式古形房舍20餘間。同年10月，日本高野山真言宗代表團又訪問西安，和中方舉行會談，商定集資修建惠果、空海紀念堂；1983年3月動工，1984年2月竣工，高大雄偉的具有唐代風格的五間紀念堂建成，內供惠果、空海二師並坐像。同年9月8日中日雙方佛教僧眾，中方224人、日方112人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和二師像開光法會。古老的青龍寺，從此又在古都長安重現光輝。
青龍寺對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被日本人譽為入唐八家中的六人都曾在青龍寺受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空海、圓仁、圓珍等，因此，青龍寺已成為日本人士最矚目的地方。現由西安市文管部門保護和管理，並已實行對外開放，擬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逐步整修複原，以便於人們遊樂覽勝，並為中日友好合作事業而服務。
空海西來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空海是中日文化關係史上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史稱“弘法大師”。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發展為今日之規範，全受惠於中國文化的輸入。而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最大者則為佛教。一部中日文化關係史，幾乎就是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史。
從曆史上看，中日兩國大規模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徑，是佛教之間的相互來往，其形成是傳教和求法的運動，即如鑒真的東渡，空海的西來，主要內容是包括思想、製度、文物和風俗在內的佛教文化形態。
空海的一生，博覽眾藝，對日本文化教育貢獻至大，他的業績在日本曆史上昭垂千古。康寄遙居士曾為青龍寺書寫一偈：
唐代青龍古道場，弘傳密教到扶桑。
會昌劫難今已冷，法燈續燃照十方。
1992年春，西安易俗社劇團，為加強中日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進一步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在日本真言宗朋友的支持讚助下，編排了《空海在長安》的大型秦腔劇，演出後深受社會觀眾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