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溥泉捐壹佰圓
朱子橋
戴季陶捐肆佰圓五台佛會楊子繁捐陸百元
居覺生捐五拾圓朱紹陽
又募貳佰圓井崧生捐貳佰元
邵力子捐壹佰元楊叔吉捐貳拾元
楊虎城捐壹佰圓高戒忍捐貳拾圓
陳少白捐伍拾圓雷仲南捐貳拾圓
陳英三捐貳拾圓路禾父捐貳拾圓
石青陽捐貳拾圓康寄遙捐貳拾圓
周仲良捐貳拾圓吳彬如捐貳拾圓
督工康寄遙吳彬如
主持釋□□
刻字郭希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月立石
另一方碑石為捐資碑，如下：
護國興教寺建修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捐資功德芳名以收到先後為次
蔣委員長中正貳萬元，程主任潛一萬伍仟圓，蔣主席鼎文太夫人壹萬元，閻長官錫山壹萬元，大華紗廠一萬三仟圓，朱將軍慶瀾、石鳳翔各五仟元，白主任崇禧、馬主席鴻逵、川陝公司各貳仟圓。李長官宗仁、韓主席德勤、薛主席嶽、陳主席儀、於總司令學忠、華峰麵粉公司、秦豐麵粉公司、蔣麗軒、黃主席紹、鹿主席鍾麟、孫總司令桐萱、衛主席立煌、龍主席雲、沈主席鴻烈、賈口峰、康寄遙、張玉山、何智圓、毛虞嶺、鹹陽工廠、秦豐公司、利通公司、路禾父，以上各壹仟圓。王幼農壹仟零玖拾圓，盧副部長竟群經募二仟捌佰元，石主席友三、□總司令家鈺、孫總司令蔚如、李主席漢魂、李主席品、徐德一、榮昌火柴公司、秦興煤礦公司、秦昌火柴公司、交通銀行，以上各五佰元。朱主席紹良、劉級三、段日、李承順、趙作肅、陳總司令長捷、傅主席作義、溫起、凡連嶺、段捷三，以上各三百元。熊主席式輝、屈映光、曾□司令萬鍾、張萬裏、黃土桐、高墨波、金城銀行、王原淩□院科所楊嵩山、李潤芝、成翊青、王潤生、李象九、劉之武、汪女士俞村，以上各百元。金頌陶、黃主席旭初，各四百元。呂瑞英、周文達、王仲開、焦潘東、楊子功、劉芙蓉、李振翊、許庸令、劉茂恩、劉海樓，以上各貳佰元。康心如、李笑然、盛記，各五十元。朱靜庵、密慈法師、陳世昌、汪樂天，各三十元。宋廣靜貳佰肆拾元，黃自芳五佰捌元，紀時若壹百拾陸元，顧潤民、周德軒、陳昆山各貳拾元。毛念修貳佰貳拾圓，鄭葉芬四百四十元，熊正平叁百肆拾圓，張緒光、夏總禹、席器材、邱玉如，共九百五十一元。王幼農、高□超、金頌陶、祁大鵬，共貳千元。以上二十八九年由程主任頌雲、朱將軍子橋、方秘書長叔章經手，二十九年六月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蔣長官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壹拾貳畝，及立碑刊碑等功德，係三十三年汪清明經手。
民國二十八年，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等，並電明中央冠護國二字於興教寺，用示擁護國家振興佛教之微意。其因由已由程公自撰書碑文，建於殿旁，所有功德芳名尚未刊石。程公於二十九年夏遷升往渝，三十一年工程始竣，曾由經手諸人業將收支印布，然迄未上石。良用歉然。近因蔣生銘三施像施田，功德殊勝，乃商之汪清明、康寄遙、郭叔蕃數居士，將建殿、施產前後檀越合刊一石，鑲於殿壁，藉以徵信，且垂永久。釋妙闊附言。
鬆淩汪清明敬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吉日立
以上兩方碑石，第一方碑石除最末尾的主持：釋××其中兩字被刮劃去外，整個碑文完好無損，根據諸多資料查證，被刮劃去的兩個字應為“妙闊”，劃去的殘留字跡亦可看出是“妙闊”二字；第二方碑石是捐資碑，此碑除因斷裂處二三字不能辨識，其他字跡清晰無誤。讀完碑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之謎終於揭開了。
第一方碑文開首曰：“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西安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為日本侵略軍的攻陷南京，於是才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之舉。因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也才有重修興教寺一事，顯然重修興教寺並非一件單純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此之前，國民黨許多要員都先後來陝視察“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新修《長安縣誌》記載蔣介石亦曾來過興教寺）；“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在說到“倡修慈恩塔院”的意義時，碑文曰：“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大慈治之本原也”“當時大唐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興隆”“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由於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興土木，重修興教寺。
關於修建興教寺的時間，在由鬆淩汪清明書於民國33年（1944）10月的捐資碑寫得很清楚：“民國二十八年（1939）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民國三十一年（1942）工程始竣”。在前後約4年的時間裏，除修“院牆二百堵”外，“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並按照宋代玄奘的塑像樣子又模仿著塑了一尊，同時還按唐代圓測像摹刻一尊，以後碑文詳細記述了這次修建的花費及捐資的人名及每人捐資的數字。
這次修建的督工為康寄遙，主持為釋妙闊。第二方碑開首就介紹了修建的項目“護國興教寺修建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接著依次碑刻了以“蔣委員長中正”為首的諸多要人捐資名單及數額。這次經手，民國28（1939）、29（1940）年為程頌雲、朱子橋、方叔章，民國29年6月（1940）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這次修建興教寺的詳細情況，在今立於大雄寶殿前左側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上有著詳細的記載，碑文為“醴陵程潛撰並書”，立碑時間為中華民國29年5月（1940）。無論從修建時間，還是修建項目都是一致的。程潛在涉及所建項目時曰：“越明年夏五月無損三時，其庸一旅勞而不怨告厥成功，若大殿、若藏經樓、若山亭、若門廡，翼如軒如輪矣，為地劾其靈，山呈其秀，繚垣延袤，飛閣下臨，見葉翻經牢爽日月閶闔恢弘五桂之堂，雲山淨明照耀七寶之殿……”。在此之前修葺了慈恩塔院三塔，碑文中亦有明確記載，“中央委員滄州張君繼振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紹興朱君慶瀾與主持釋妙闊呼蒼龠頁眾擎補葺三塔”。
此後隨著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展開、發展，國民黨當局周陵和倡修茂陵的願望落空了，“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倒是付諸了實施。客觀地講，民國重修興教寺就當時實際看，主要出自當局的一種政治目的，即西安建為陪都之需要，但客觀上對於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物及佛教文化、對於今天的旅遊事業倒是不無裨益的。
二、1949年後的興教寺
1.解放初的興教寺
1949年5月，長安解放。當時的長安大地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佛寺自然也不例外。興教寺圍牆被淫雨淋塌，牆頭的荒草在風中搖晃著，慈恩塔院地基下陷，嚴重危及玄奘塔、窺基塔及圓測塔；當時的藏經樓、大殿、法堂，從外麵看似乎還保存完好，但裏麵椽檁腐朽，不少地方滲漏，明柱、門窗、樓上柵欄由於日久天長、風雨剝蝕，油漆已脫落；寺院牆上，被遊人刻畫或用墨，畫得橫七豎八。當時寺院住持是妙闊，平時住僧3～4人。全國剛解放，經濟困難，一時還拿不出許多錢進行修茸。在1950年至1953年這三年裏，韋村小學因校舍緊張，還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過課。1953年春，印度總理尼赫魯要來興教寺參觀訪問，國家為了修葺刷新興教寺，韋村小學才從興教寺搬了出去。接著政府撥專款將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油漆一新，並於藏經樓下設置客廳，購買所需之物。
2.1955、1956年修複後的興教寺
1955年以後，參觀訪問興教寺的外賓和遊客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外國領導人。中央及省市領導也頻頻來寺。為了保護名勝古跡，適應外事活動的需要，陝西省及長安縣黨和政府，對興教寺的修複非常重視，1955、1956年對寺內殿宇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修後，興教寺煥然一新，更顯肅穆、莊嚴。
修複後的興教寺，寺內殿宇約占地8畝，果園、菜地占地10畝，共有地18畝；寺北崖下窟洞有一清泉，為飲用及灌溉法堂後的菜園提供了方便。
興教寺的建築群當時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慈恩塔院；二是藏經樓；三是大殿法堂與廊房。
慈恩塔院位於大雄寶殿西邊，古柏叢中，屹立著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塔北有塔亭5間，西邊靠塔亭有僧房1間，亭內有玄奘、窺基、圓測三師石刻畫並讚，當時鑲嵌於石壁間，三師像讚為歐陽竟無大德所撰，是歐陽竟無、朱慶瀾（即朱子橋）、葉恭綽等所書。太虛法師1931年書的《重修塔寺碑》亦放置於內。此外還有1931年的重修慈恩塔院碑。這兩方碑的碑文都是寂圓居士撰文，重修慈恩塔院碑為宋聯奎書，塔亭西僧房供奉有銅塑檀佛立像，為六朝北魏時造，是佛化社送寺的。
藏經樓位於大雄寶殿以東，開有月亮門的院牆使其與大雄寶殿相隔成另一院，院內茂密的竹林叢中屹立著藏經樓，上下8間，樓下供奉有緬甸國贈送的玉雕佛像一尊，高約2尺，此佛供奉於尼泊爾國所贈送的木刻佛殿內；殿樓上懸掛有民國庚辰年程潛書的“藏經樓”匾額，樓上藏有幾千卷經書珍本。1959年政府送經櫥四座、影印宋磧砂藏經兩部（有缺本）；另外還存有支那內學院刻印的經論全部，尤以巴利文《貝葉經》最為珍貴。
以山門、鍾鼓樓、大雄寶殿、法堂及東西廊房為中軸線的建築群，成為興教寺另一部分。山門分東、西、中三洞，其中中間大門為最高，等高的兩個小門緊貼大門分置兩邊，形成“山”字。大門頂刻有“護國興教寺”，東小門頂刻“妙相”，西小門頂刻“莊嚴”。再東有一便門供人行車過。從山門入內，路兩旁東西有鍾、鼓二樓，台階上坐落著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前懸掛的牌匾有康有為手書的“興教寺”及張繼手書的“慈恩塔院”。當時大殿內供奉的佛塑為千佛繞細心盧古銅像一尊，為元代鑄造，1958年，由人民政府送寺。該佛像高達七尺，重達2700斤。法堂為5間，內部擺設為中間3間法堂，法堂供奉釋迦牟尼塑像一尊，銅佛像一尊，此佛像是1926年左右在西安鑄造的；石刻金剛經鑲嵌於牆壁，為張朝墉恭書、朱慶瀾募刻的，法堂前東西各有廊房5間。
另外法堂東有廚房3間，寺後崖下有土窟3孔，中洞供佛像，西洞養畜，東邊土窯內有小泉，寺外東邊高處，有一小山亭，人稱“觀景亭”，亭下為磚箍洞，亭頂覆瓦，此山亭與大殿、經樓同時建造。1956年左右，興教寺內殿宇、經樓、僧房及山亭和應用之房，共計約20餘間，對於殿宇經政府迭次修整，已全部油飾莊嚴。當時寺內常住僧6人，妙闊為住持，他曾任陝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法因任監院。由於僧人經常勞動，養耕牛2—3頭供役使，政府按時給予照顧，生活較前普遍提高。
3.慈恩宗興教寺的輝煌時期
（1）1996年的興教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宗教政策進一步落實。隨著改革開放，國外佛教僧團的友好訪問日益頻繁。經濟方麵，政府對寺院實行了“以寺養寺”的方針政策，調動了僧人的積極性。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老當益壯，在寺內加強管理，創辦各種旅遊設施，吸引國內外遊客來興教寺參觀，使寺院經濟長足發展，寺院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僧人的生活條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寺院更顯恢弘，更具吸引力，促進了旅遊事業的發展，慈恩宗興教寺步人一個輝煌的發展時期。
截止1996年底，寺內有臥佛殿7間，法堂5間、東西廊房10間，大殿五轉7間、藏經樓上三下五8間，又廊房6間、禪堂3間、齋堂3間、僧房10間、磚箍窯洞10孔、灶房3間、庫房3間、小汽車房1間，法物流通處4間、庫房、客房8間，塔院大遍覺堂3間，鍾鼓樓上下兩層共4間，方丈室上下兩層共12間，共合計109間。新增加殿宇僧舍84間；加固了塔院的地基，修葺大殿、藏經樓等殿宇、僧舍達四五十間。同時將所有殿宇、僧舍修複一新，大雄寶殿、法堂、塔院三塔、臥佛殿等地麵全部用大理石方磚漫鋪，並修了水塔管道，重新安裝了大功率變壓器，辦起了為方便旅遊的法物流通處。
特別是修建的臥佛殿，雄偉高大，金碧輝煌，僅此一項日本法相宗藥師寺就捐資120多萬元人民幣，香樟木臥佛像是浙江工藝師根據四川大足山上石刻佛雕刻的，用樟木達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運費從南方運回，僅運費就用去6萬元，另外還在臥佛殿前安置“萬年寶鼎”一座，連同石蓮底座子達2萬元。臥佛殿、香樟木臥佛、萬年寶鼎共用資130萬元人民幣。
1992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20周年之際，日本亞細亞文化交流會贈送櫻花樹400株栽植於興教寺，並在櫻花園中樹起“中日永遠友好”紀念碑，成為寺院中一個別具特色的旅遊景點。這一係列巨額資金，除極小一部分國家資助外，其餘全部來源於寺院經濟。從1982年至今，用於興教寺殿宇、僧舍及美化環境等項開資已超過350萬元人民幣。
1998年7月28日至10月初，又對山門西42.5米的院牆重新修建；對壞損的經樓大梁加固，頂棚重修。興教寺於1998年3月份拆去民國修建的低矮的鍾鼓樓，向東西兩邊擴放，建起宏偉壯麗的層層鍾鼓樓，鍾鼓樓於同年6月底完工。鍾樓下層放置韓國贈送的3.7噸大青銅鍾，二層放置自鑄的千斤大銅鍾，並購大鼓一個放置於鼓樓。同時於大雄寶殿前兩側建起水磨磚碑樓，將程潛撰文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與樊耀亭撰文的《長安興教寺記》巨碑矗起，並將有關碑石珍藏於陰。
（2）興教寺下院——西山寺的創建與發展
西山寺位於灃河東、西戶公路西北。據《長安縣誌》載：“西山寺，在西鄉黃堆潭，去城三十五裏，山門外有聖女泉，即今黃堆潭也。”據西渠村曾在解放前黃堆小學任校長的林鳳祥老人回憶，解放前寺院內還有紅禦棍十幾根，大佛殿高大雄偉宏闊，朱紅明柱摟粗，殿宇七檁六椽，其間口之闊可想而知；殿內牆壁彩畫，雕梁畫棟，十分壯觀。僅山門口的石獅子一個就重約6000餘斤，兩扇石門半人多高。此外殿內還有大鐵鍾、石碑等。據老人回憶：清同治年以前，這座麵西坐東的寺院還有7間大殿、5間大雄寶殿，6間廊廡、3間齋堂；寺院共有地120餘畝，南北各有一井，供灌地及人畜飲用；寺東南角有十三層佛塔一座。寺院毀於清同治年間兵亂（1865），以後修複大佛殿5間，山門房、庫房各3間，齋堂2間，解放前人們所看到的大佛殿，即修複後的5間佛殿，石碑、鐵鍾和石門、十條禦棍，很可能是當時的遺物；住寺名僧有常來、聖通、廣信等法師。如此規模的寺院在城南也算屈指可數，遺憾的是年久失修倒塌拆毀，木料改作它用，至1983年已是荒涼一片。
由於碑石、鐵鍾失傳，具體的建寺年代今尚難確定，但一般都認為是646年，而這一年恰好是玄奘從印度歸來的第二年。史載玄奘西去印度，從長安出發，第一站在此歇息飲馬。當時這兒有一泉，稱聖女泉，岸上樹茂林密，潭中碧波粼粼，風景十分幽雅，玄奘取經回長安後，奏準朝廷修建了西山寺，據傳寺在唐時稱中海西山寺。當時朝廷為保護寺院，發給寺院36條禦棍，解放前所存的十條即此。
今稱黃堆潭的水麵，過去稱為聖女泉。至今關於此潭的傳奇故事在這兒還流傳不衰。傳說在周代，周文王與商紂王交戰，終南山上有一位神仙自此射了一箭，箭落於黃堆，誰也拔不出來。有一天，從西方來了一位蓮花聖女，順手將箭拔出，箭拔出處，水如泉湧，打著旋子，旋子中心有一朵雪白的蓮花，聖女順手將箭頭上粘著的土一刮，成了一個大土堆，所以此潭又叫黃堆，由於是聖女所為，亦稱聖女泉。前些年，黃堆潭還“咕嘟咕嘟”從地下冒水呢。這幾年雖然冒水慢了，但這個黃堆潭依然存在。
1983年長安縣為了落實宗教政策，將寺院歸還僧人，由釋演根住持，黃堆、七渠兩村協力，重新修複了西山寺。
全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常明方丈對西山寺特別關心，從寺院歸還僧人到支持寺院資金多次奔走，為興建西山寺殿堂、圍牆、購買果園，就花費資金10萬餘元。
在黃堆、七渠廣大群眾及善男信女大力協助下，西山寺初具規模。現住比丘尼3人，有大佛殿5間，殿內供奉有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佛及觀音、地藏菩薩聖像。佛像雕塑精美，造型栩栩如生，佛前幡、幔法器陳列井井有條，大殿前陪殿6間，山門房3間，分別供奉韋馱、彌勒佛。另有齋堂、客房各3間，寺院牆一色新磚砌成。這些比丘尼“農禪並重”，自種地10多畝，並務有果園，僅生產糧食就達萬餘斤。由於西山寺因玄奘印度取經而建寺，同屬於慈恩宗，且兩寺關係密切，在兩寺互相協商下，將西山寺作為興教寺的下院。
三、興教寺的佛事與外事活動
興教寺作為玄奘法師的靈骨塔所在地，使它成為慈恩宗的祖庭之一，這確立了它在佛教界及旅遊界的地位。玄奘法師獨涉流沙，去印度取經達17年之久，印度夏沙王朝曾以國王禮節接待他。回唐長安以後，他又得到唐王朝的崇高禮遇和隆重歡迎，太宗皇帝為其親寫《三藏聖教序》。他著的《大唐西域記》12卷，流傳於歐美和世界各國，已成為專家學者研究印度7世紀曆史的寶貴材料。20世紀60年代，差不多印度每個車站都貼著今興教寺大遍覺堂那個玄奘石刻像：玄奘背負木製背夾，裏麵裝著經卷，背夾上掛著一盞燈，還撐著一把傘表示不分晝夜陰晴，艱苦行路。玄奘的形象、事跡，早已衝出佛教界，成為一種偉大的精神，激勵著每個人。在中國唐僧取經幾乎人人皆知，沒有一個僧人像他這樣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這樣廣泛的受到人們的尊重，正因為他有如此深遠的影響。所以興教寺也就必然成為人們崇敬和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