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工明確的同時，從收集資料到進行編纂，有著一套嚴謹的程序：編寫叢目、長編，進行考異，最後定稿。叢目，以一書為主，標出事目，按時間順序剪貼排列，然後將收集的相關史料增補進來，附注史料出處。叢目的基本要求是隻要與本事稍稍有關的就標注出來，盡量詳盡。長編，依叢目順序將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檢出，參照比較，決定取舍，並進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寫成正文。有歧義的不同記載，則用小字附注於正文之下。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叢目、長編，是在司馬光的統一指導下，由“同修”三人分別進行，最終集於司馬光一手完成的。劉恕之子劉羲仲回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長編附注有歧義的記載，經司馬光最終審定，說明取舍，形成“考異”。全書經司馬光去其繁冗，考其異同，錘煉文字，形成定稿。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19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特別是在洛陽的15年裏，他幾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編書，常常廢寢忘食，有時家裏實在等不上他回來吃飯，便將飯送至書局，還要催促幾次他才吃。宋·校書圖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而且上邊沒有一個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悶熱難堪，灑下的汗珠把書稿都浸濕了。後來，他請匠人在書房裏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地方，專心致誌地埋頭編書。他對史料考核極其認真，追根尋源，反複推敲，不斷修改。《通鑒》編成後，洛陽存放的未用殘稿就堆滿了兩間屋子，可見他為這本書付出了多麼艱辛的勞動。
@@鴻篇巨製千古流芳
神宗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已66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二月三日，朝廷降詔獎諭司馬光。這部編年體巨著，共294卷，上起周烈威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載了1362年的曆史，共300多萬字。同時，對選擇修入《通鑒》中的史料，以及對各種異說的辯證、存疑，作《通鑒考異》30卷。為便於檢索，把《通鑒》每年所涉的重大事情，標目列舉，成《通鑒目錄》30卷。
不可諱言，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權利，才編寫《通鑒》的，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曆史上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創業之君，如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漢文帝和漢景帝。中興之君，如漢宣帝。至於“習於宴安，樂於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遠之患”，使“祖考之業”日趨頹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桓帝、靈帝，都屬於這一類。在司馬光看來，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舍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欲，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顧，民怨不知”，像陳後主、隋煬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對於亂亡之君，《通鑒》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以為後世君主的鑒戒。
對於軍事的記載，也是《通鑒》的優長之處。《通鑒》對戰爭的描述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對戰爭的起因、戰局的分析、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是如此。
《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因為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所以，它對於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製等都有記載。
文化方麵，《通鑒》也有記載，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資治通鑒》殘稿。
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典籍的校理、石經的刻立、九經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係統的陳述。對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史學方麵，對從《漢書》到沈約的《宋書》以及唐代的修史製度，均有記載。科技方麵，記載最多的是曆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通鑒》還有曆史評論。一類是屬於司馬光自己寫的，每篇以“臣光曰”開頭；還有一類是選錄前人的評論，開頭都寫明作者名氏。當然，司馬光所選錄的前人史論，都是符合自己的觀點的，大部分用於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鑒》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司馬光是奉詔編書的。皇家的崇文院，據宋仁宗時所編《崇文總目》的記載，共列書籍30669卷，是當時全國藏書最多的地方，司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閱。宋神宗又把自己做潁王時的宅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司馬光洛陽的住宅裏，“聚書出五千卷”，其他協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書。司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來的史書也無不搜集。對於私家的藏書，他們也多方借閱，如劉恕曾親自去藏書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誦手抄。可見，《通鑒》所搜集的材料是很豐富的。有人估計，《通鑒》所引之書多達300多種。
《通鑒》是我國一部極為重要的編年史，它不僅給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統治經驗，同時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為書中所引各書材料有些已亡佚，僅靠《通鑒》才得以保存。隋煬帝楊廣——在《資治通鑒》中對像隋煬帝這樣的亂亡之君作了大膽的揭露和譴責全書體例嚴謹，前後脈絡分明，語言文字也極為簡練，這些對後世史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通鑒》出現後，一度中衰的編年史書體裁，又得重整旗鼓，興盛起來。自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直到清代徐幹學撰《資治通鑒後編》、畢沅撰《續資治通鑒》、夏燮撰《明通鑒》，無不遵循司馬光所創的體例。不僅如此，由《通鑒》派生出來的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和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出現新的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
自宋神宗之後，曆代封建帝王和學者對《通鑒》都十分推崇和重視。宋元之際的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代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近代學者梁啟超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大人哉！”現代偉人毛澤東更是鍾情於中國的曆史和曆史文化遺產，他不僅多次讚美《史記》和《通鑒》，而且反複研讀，據說《通鑒》他就讀過17遍。1953年，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曆史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本書，借以熟悉曆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資治通鑒》不愧為彪炳千秋的傳世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