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英雄者，胸懷大誌，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智者也。——曹操
人是無法選擇時代的，時代卻可以選擇屬於自己的英雄，都說亂世出英雄，可亂世的英雄不是那麼容易當的，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誰最終能夠傲立於群雄當中，成為一代雄傑？稱雄何必論時代，大浪淘沙有來者，曹操的橫空出世即可證明這一道理。
曹操處在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社會矛盾空前尖銳。
俗話說，亂世出英雄。此話很有道理。正是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培育了曹操，並且為一大批人，特別是為曹操提供了發揮才幹、表演自己，最終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換而言之，如果沒有東漢中晚期的社會動亂，東漢則不會滅亡得那麼快，也不會出現曹操、諸葛亮、劉備、孫權等一批叱吒風雲的人物。
本來，東漢初期國家複歸統一，摒棄了王莽的諸多擾民措施，陸續實施了一係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省減刑法，釋放奴婢，假民公田，輕徭薄賦，勸民農桑，整頓吏治，“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並規定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社會的確出現了一段相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時期。但好景不長，前後不過六十多年。嗣後，統治集團很快走向腐敗，巧取豪奪，謀權謀利，互相傾軋，最終把社會推向動蕩不安，把東漢朝廷推向滅亡。這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外戚和宦官的專權及其鬥爭。
宦官雖沒有奪取漢家的皇位，但治史者稱“宦官亡漢”，這是很有道理的。東漢章帝（公元768年）死後，年僅十歲的和帝（公元89—105年）繼位，竇太後臨朝，竇憲專權，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竇憲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奪回權力，但無法同內外臣僚接近，隻有宦官在自己身邊，於是便同中常侍鄭眾定計除掉了竇憲。鄭眾因功封侯，遷大長秋，乘勢豫政。宦官用權自此開始。這個頭一開，竟至不可收拾，遂使以後百餘年間的東漢朝廷的內部鬥爭更加迅速激化。時而太後臨朝，外戚掌權；時而宦官得勢，專斷朝廷。皇帝成了他們的傀儡。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單超等五人共謀殺死外戚梁冀及其宗親，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者三百餘人。宦官再次專權，單超等五人皆被封為縣侯，世稱“五侯。”“五侯”貪縱專權，“皆竟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死後，中常侍候覽、小黃門張讓相繼用權。宦官勢力越來越大，“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仆妾盈紈素。”桓帝死，外戚竇武與中常侍曹節（曹操曾祖）等迎立十二歲的劉宏為帝（即靈帝，公元168—189年）。竇武與太傅陳蕃等痛恨宦官曹節、王甫等竊弄國權、混亂海內，謀劃將他們除掉。謀泄，宦官王甫等先發製人，假傳聖旨逮捕竇武等人，武等以兵相抗，不敵而死。竇太後也被軟禁起來。事後，宦官的權力更加大了，甚至在設官立製上確立了他們的地位。諸如讓曹節兼朝官，領尚書令。不久，趙忠、張讓等十常侍貴寵用事，皇帝將他們比之如父母，竟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並先後以趙忠為車騎將軍，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授予兵權。
宦官與外戚交互專權，加速了統治集團的腐敗，增重了農民的負擔。宦官們“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又加天災頻仍，水災、旱災、蝗災、風災、雹災、震災等等接連發生。天災人禍，民不堪命，流離失所，餓殍遍地。勞動人民為了活命，不得不鋌而走險——造反、暴動。諸多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鼓舞了勞動人民的反抗鬥誌，同時也給漢朝政權以沉重打擊，動搖了它的根基。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終於爆發了。
黃巾起義是張角兄弟發動的。張角，河北钜鹿人，創太平道，以宗教形式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史稱張角“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張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發動群眾，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起義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嚇壞了漢朝統治者，急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傍等討黃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