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苗再也沒有見過麵，我雖然很想她，卻再也沒有勇氣去找她。不久，我到離家很遠的寄宿高中讀書，一讀就是兩年。兩年後，我考上了外地一所默默無聞的普通院校，雖然如此，我畢竟穿越了“世界的盡頭”。
炸果子的這個女人有點瘸。
她沒有丈夫，丈夫三年前出車禍死了。她有一個女孩，七歲，今年上了小學。她原是一家閥門廠的工人，後來工廠放假，她就擺攤炸果子。一張桌，幾把椅子，一張案板，十斤麵。她和麵很有規律，一天十斤麵。用刀把麵劃開，用啤酒瓶子滾滾壓壓，再用刀切成小長條，兩條一拉一捏，放進油鍋裏用大筷子翻動幾下，眼見著果子就黃黃酥酥地膨脹起來。
“漿子、果子、豆腐腦哎——”
她喊一聲，尾音拖得長長的。
她知道，喊過一聲之後，她的第一個顧客就該到了。
果然，蒙蒙晨曦中那個終年一身藍衣褲的啞男人拖著掃帚過來了。
啞男人是市保潔大隊紅衛中隊的工人，他負責掃這條街，四十幾歲的年紀，沒家沒業，白天掃街，晚上回中隊打更，無煙酒嗜好，愛吹口琴，又不識譜，死記硬背了兩支歌，一支《紅湖赤衛隊》，一支《鐵道遊擊隊》。心情好了就吹“赤衛隊”，心裏鬱悶就吹“遊擊隊”，口琴和他形影不離。
他到女人的攤上吃早點，一碗豆腐腦，三根果子，完後喝一碗豆漿。
女人說：“你很會生活。”
他抬頭笑笑，從口袋裏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
他是一個幹淨人，一條毛巾剪成兩半，兩半毛巾像兩個愛臉麵的女孩子，一個賽著一個地白。他自己洗衣服，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經由藍變白，領口袖頭都起了毛邊。
工友都逗他：“搞套西服穿上。攢那些錢幹啥？”
他把六個衣袋都從裏往外翻出來，意思是說他沒有錢。
工友就佯裝去解他的鋪蓋卷。
他豎豎眼睛，有力地伸出四個手指頭。四大碰不得。東北有四大碰不得，其中之一就有光棍漢的行李。
見他臉紅脖子粗的樣子，同事們開心地散了。他的那些工友，都是些半大歲數的老娘們，平日潑辣慣了，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裏塞的主兒。她們和他在一起，還多了一些女人的愛護和體貼。
“一個光棍不易呀。”
她們總這麼說。
家裏有好吃的了，就多帶出一口，他的嘴上並不虧。
大家說：“給啞巴介紹個對象。”
他聽了，就嘿嘿地笑。
他總去那攤上吃早點，認識了女人的孩子，孩子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金鈴。
金鈴是他的知音。
周日的早上，金鈴不去上學，就也紮了個小圍裙來幫媽媽經營。她人小腦子卻快，一般的賬難不倒她。她有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紅衣紅褲梳短頭，精神著呢。她早早地起來，還有點犯困，到底是孩子。可一見了啞巴她的神兒就提起來，啞巴一吃完早點，她就纏過去，一定要聽個曲兒。
聽個什麼曲呢？
當然是《紅湖赤衛隊》。
這一早，都市小街的口琴和著遠處廣場上扭秧歌的鑼鼓嗩呐成了一種特殊的奏鳴。
金鈴說：“咱要住一塊就好了，天天晚上能聽你吹口琴。”
孩子一句無遮擋的話，驚了兩個大人。啞巴執了口琴怔怔地坐在那裏，一口氣歎得悠長，女人也是，油條在鍋裏已經變焦變黑了，她拿筷子的手還靜靜地放在那裏。
孩子的話怎能當真呢！
孩子的話怎麼就不能當真呢？
有的時候，一些騎車上班的人從瘸女人的攤邊過，看了啞巴和金鈴的風景還說：“這三口之家的日子不錯嘛。”
這句話像是祝福，也像是證明，隻是說的人永遠不會知道被說的人在怎麼想。
或許他們也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