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企業家有了這樣的人生定位，創造財富就隻是其中的一種手段，一種幫助他們達成目標的手段。對於他們自己可以滿足生存所需，對於社會他們可以做到扶貧濟困，廣結善緣。
在如今缺乏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家在精神上很容易迷失。他們急功近利是必然的，惡性競爭是必然的，重利輕義是必然的，市場的混亂乃至失控也是必然的。正是因為意識到這種缺失，企業家們精神的回歸才必須依托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種道德的教育，一種做人的教育，這是我們缺失已久的。這種教育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家建立健康的心態和人格，還可以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人生誌向，如儒家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佛教所說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如果企業家具備這樣的精神，起碼是社會道德倫理的進步。有些精神是跨越政治屬性的，它是人本性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文化體係一定要以人為本，在以人性為本的基礎上，才有生命力。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創造了人類曆史的奇跡，它使30多年前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學家們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時，認為改革開放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企業家群體一經出現，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曆史的創造者，成為中國建設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的主角。應該沒有人會否認，企業家是我們這個社會學習能力最強、進步最快、最活躍也最有成就感的群體之一，是今天這個時代創造價值最大、承擔責任最多的群體之一，更是中國3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持續繁榮、硬實力奇跡般躍升的核心支撐。中國企業家群體本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愛護，但站在轉型的時代大背景之下，由於中國企業家精神的迷失、獲取財富的不擇手段及沒有承擔起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家沒有和社會完全水乳交融，這不得不讓人深刻地認識到，企業家與大眾的衝突正在加深。遍地的“衝突”讓企業和企業家群體備受爭議，也讓本來就“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社會形態更增添了幾分憂思。淘寶網與網店和消費者的衝突，國美“陳黃之爭”放大了企業倫理的社會問題；奶粉和牛奶係列事件代表了企業追求利潤與保證產品質量之間的衝突；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惡化了企業與員工的關係，代表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衝突；巴菲特、比爾·蓋茨這兩個美國富豪赴中國“勸捐”，又體現了企業富豪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衝突；屢屢發生的“募捐門”拷問著中國慈善和企業家的良心。上述的這些“衝突”，歸根結底都反映了中國企業家在精神層麵的缺失，這恰恰也是許多中國企業家真正脆弱的原因。
本來，“重利輕義”似乎是人們貼給商人的主要標簽，中國民間一直存在著“無商不奸”和“無奸不商”的說法。中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把舊有的商業文明體係徹底摧毀了，但由於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叛逆和對現代文化的輕視，新的價值觀念還遠未建立和成熟，這就導致在現實中，礦難、汙染、暴利、蘇丹紅、三聚氰胺等現象屢見不鮮。這就使中國企業家的形象變得更加糟糕。這時討論企業家精神的回歸尤為重要。企業家精神的回歸也是企業家自身的護身符。我們有些企業家雖然在企業精神方麵做了很大努力，但自由市場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雖然他們有各自的處世方式和行事風格，也有頗多為人讚譽之處，但仍然尚未形成堪稱“精神”並被社會認同的理念。陳光標的慈善引來非議就是例證。
陳光標的行為在贏得尊重的同時，也有不少人試圖挖掘他的“原罪”，質疑他的動機，嘲笑他的作秀。所以，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回歸首先要建立在全社會文化和價值觀趨同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仁者愛人”“止於至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先進價值體係等其實是我們文化趨同的部分。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們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如果企業家具備以上種種精神，企業家精神就會回歸，中國企業家就會有歸屬感和安全感，就會與社會水乳交融，就會得到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那時的企業家才是幸福的、安靜的、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