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廬詩稿序
2005年夏，我的第一本舊體詩詞集《閑人詩稿》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印行問世。那本詩集收錄我自十七歲至五十歲期間寫作的詩詞近三百餘首。其實，早在1996年，我就打算出這本書，並請我的老師徐遲與曾卓先生分別寫了序言。這兩位著名的老詩人對舊體詩詞從來都沒有嗜好，甚至在心理上有所排斥。在他們看來，舊體詩詞是過去時代的產物，在以白話文為發端的新文學走過七十餘年歲月的時候，我出這樣一本書，顯然有悖於他們的期望。但是，令我驚訝的是，兩人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認為這產生於舊學韻律，應是我把握新文學的可靠保證。
寫作舊體詩詞，是我童年時家學的必修課。我的外祖父是一個著名的老中醫，把脈應診之餘，尤好詩詞與書法。我五歲時，他就教我開筆，練習點橫豎撇捺。第二年，又教我對對對子。從一個字開始，他說“綠”，我說“紅”單字對穩了，就加到兩字對。最後，一直對到五十歲。五十年代末，在小學念書的我，在課堂上實在學不到什麼東西，倒是外祖父的“私塾”，真正地培植了我文學的童子功。
十二歲之後，家中屢遭厄運。小舅因為寫詩而被誣為“反革命”被投進監獄。家屬統統受到牽連。我也因此綴學。盡管外祖父再也無心教我，但我已步入了自我求學的良性軌道。十五歲時，去城外踏青，看到桃紅柳綠，一片生機，不禁春心勃發，寫下“花如初嫁女，樹似有情郎”的詩句。此時，盡管我仍處在巨大的厄運之中，但青春的力量更是無堅不摧。我並不知道初嫁女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但我仍以花喻之，這大約就是孔子說的“生而知之”了。這首詩我並不想給人看，但不巧還是被外祖父發現，他嚴厲地申斥我：“你年紀這麼小，就想做風流的唐伯虎，長大了有何出息！”我當時並不知道唐伯虎是誰，更不知道斯時惡劣的政治環境足以無情地扼殺一名多愁善感的少年。
果然，在我十六歲的時候，不是因為寫詩，僅僅隻是念詩，就遭到一場莫大的侮辱。那是一個早晨，我與另一名青年如廁時念起嶽飛的《滿江紅》。至於為什麼在那種地方念起這首詩，因為年代久遠，確切的原因已無從回憶。但是，早飯後，當我們來到課堂，教我們語文的老師當著校長和工宣隊的麵，揭發我們在廁所念反動詩詞，說我們念“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是含沙射影地攻擊守衛邊疆的解放軍，教室裏當時一片嘩然。我與同伴兩人被揪到前麵亮相。因我年紀小，亮了相後便回到座位，而同伴被送進學習班進行批鬥改造。
十七歲，我舉家下放農村，在偏僻的山溝，所有的文學書籍幾乎抄查殆盡。但是，我在那裏認識了一位鄉村郎中和一位鄉村木匠，他們都喜歡寫作舊體詩詞。他們都年近半百，與我是兩代人，但因為詩，我們成了忘年交。多少個風霜雨雪的夜晚，我們聚在一起切磋詩藝。他們將藏起來的古人詩詞專集偷偷拿給我閱讀。在鄉下的四年，是我學習詩詞的第二個階段。
後來，我參加工作到了縣文化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又調到縣城當專業作家。師從徐遲之後，我很少接觸到古文，而跟著遲老學習西方古典文學，從《荷馬史詩》一直讀到但丁的《神曲》。但是，每逢碰到酬酢迎送之事、登臨別離之時，仍免不了技癢，信口謅出幾句來。
第一本舊體詩詞《閑人詩稿》中的作品，都是在這種狀態下寫出的。我一向認為，舊體詩詞的寫作更具備私密性，也更見作者的性情。新中國成立後，舊體詩作為封建文化的一部分，雖不禁止，但更不提倡。解放後出生的人，學的都是白話文，對舊學知之甚少，這就是文化的斷裂。近年來，寫作舊體詩詞的人又多了起來，但像我這樣五十歲上下的人，能夠自如運用格律的，卻是少之又少。
2005年後，我遊曆漸多，履跡所到之處免不了贈答、免不了吟哦，雪泥鴻爪是也，敝帚自珍亦是。今年春上，接受朋友們的邀請，到西安《三秦大講堂》作講演。事畢會友，微醺之後，拈韻心起，於是即興給在坐諸友各贈小詩一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高經緯先生亦在席間，遂盛情提出，將我近三年來寫作的舊體詩，再輯為一冊，交由他們出版。早就有人說過，詩集是出版家的毒藥。新詩如此式微，何況舊詩？此情之下，高先生的友情，更值得我敬佩與感謝。歸漢後，抽時間將散在各處的舊詩收聚起來，稍作編纂，輯為《閑廬詩稿》，交給了高先生。從閑人到閑廬，閑未變。將人換為廬，蓋因我今年夏天搬家，新家在東湖邊上，香樟林中，真乃賦閑的好去處，便以閑廬名之。入住之後，這冊詩稿又是新居篡成的第一部書稿，故以“閑廬詩稿”名之以資紀念。或有人問：“”你是何等的一個忙人，怎麼可能是閑人呢？我笑著回答：“人忙不要緊，隻要心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