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精辟地分析了重慶改革和發展麵臨的重大製約因素和有利條件，賦予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思想與實踐以更為鮮明的可持續發展特征。
帶著黨中央對重慶發展寄予的厚望，江澤民於1998年4月13日至17日，第三次來渝考察和指導工作。考察期間，他夜以繼日地走企業、下農村、到部隊，看望工人、農民、科技人員、下崗職工、庫區移民、解放軍指戰員和老同誌、老勞模，問寒問暖，關心備至，體貼入微，並聽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彙報。他鼓勵重慶人民，既要看到貧困人口多、移民任務重的一麵，又要看到地域廣闊、城鄉發展潛力大的一麵；既要看到地處內陸、信息相對閉塞的一麵，又要看到水陸交通便利、城市輻射功能強的一麵；既要看到老工業基地包袱重、困難多的一麵，又要看到科技教育比較發達、人才比較集中的一麵；既要看到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一麵，又要看到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具備有利條件的一麵。江澤民還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重慶必須集中力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按期完成三峽工程重慶庫區的移民任務；二是搞好國有企業改革，振興老工業基地；三是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四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江澤民強調要做好的“四件大事”中，前三條突出了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而第四條則是開門見山地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的原則作為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規劃的重要基石，使其具有鮮明的可持續發展特征，給人以深遠的指導和啟迪。
再次，精心培育和引導重慶直轄市將以下三大區域發展戰略進行整合，使其高效率地產生“1+1+1＞3”的擴張和放大功能。
第一，由東部“沿海開放戰略”掀起的梯度推移共富之波，需要新重慶作為推波助瀾的中轉加壓泵使其向西部縱深地區湧流。
根據改革初期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設想，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會產生巨大的輻射擴張能力，隨著東部資源需求擴大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經濟的發展會自然地出現北移西漸現象。然而，由於西部基礎設施的薄弱和公共服務的落後，造成經濟發展梯度推移過程中的巨大能耗和信息失真，特別是市場化程度的落後和交通運輸成本的過高，作為替代現象形成的卻是東部地區將資源購買轉向國際市場和西部勞動力的向東流動，而重慶由於地處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與西部資源富集的結合地帶，又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具有承東啟西、左右傳遞的樞紐作用，有利於推進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協作，促使東部地區的人才、資金、技術、信息優勢與西部地區資源優勢的互補，進而使單純的地區傾斜變為按國家產業政策傾斜，並使這種傾斜建立在地區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的基礎上。正是在市場機製和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下，東部地區的一些名優企業紛紛在設立重慶直轄市前後來到三峽庫區和西部地區安營紮寨，謀求在西部地區的新發展。
第二，由“長江開發戰略”引導的沿江經濟帶的隆起，需要新重慶作為與龍頭浦東遙相呼應的龍尾為長江巨龍聯動騰飛生威造勢。
在長江開發戰略中，浦東和長江三峽開發是重點。浦東開發，依托上海，形成長江三角洲產業帶；三峽庫區開發，依托重慶，在長江上遊建立起第二個產業帶。長江“龍頭”、“龍尾”相呼應，聯動中遊發展，以此形成長江經濟帶，而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對實現我國的第三步發展目標，振興中華民族經濟至關重要。重慶直轄市的設立，迅速引起了境外投資者的關注，他們沿江而上，很快在長江內陸腹地和上遊地區找到與沿海地區具有同樣素質但更為便宜的勞動力、相對良好的基礎設施但低廉得多的土地價格以及沿海地區所缺乏的豐富資源。從長期來看，境外投資長江內陸腹地和上遊地區，比在沿海地區更有利可圖，尤其是在勞動密集型生產領域更是如此。這就解答了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斯芬克斯之謎”之一，即中國西部的廣大內陸欠發達地區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是包袱，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會不會在向內地轉移時出現斷裂層？設立重慶直轄市的事實證明，內地與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正是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的奧秘之所在。重慶的直轄不僅使重慶吸引外資的力量增強，而且也使整個長江流域受益匪淺。據統計，重慶於1997年直轄後，累計利用外資已達35億美元，浦東外資利用額也從10年前的3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70億美元，而宜昌市僅2000年就吸引1億美元。可以肯定，重慶直轄市的設立，對長江巨龍騰飛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由“中西部開發戰略”引起的西部經濟體製和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新重慶作為窗口和輻射源為其提供示範和精神與物質支援。
在世紀之交，像重慶這樣以500多萬人口規模的城市群落帶動2400多萬人口的廣大農村，進而帶動長江上遊和西部地區共同繁榮的情況算是舉世罕見的。所以設立重慶直轄市，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實驗，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在實現經濟體製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實行城市群眾發展戰略：在重點地區相對集中地發展城市，加快小城鎮的建設速度，培育大中城市的動搖網絡體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誘導區域性專業市場向城市集中；有步驟地進行戶籍製度改革，引導農村剩餘勞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為西部城市化注入新的活力，從而為西部地區農村的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提供新的模式和方向。
此外，由三峽工程建設所形成的百萬移民的搬遷和安置，需要新重慶作為指揮部進行科學規劃和統一安排，以確保庫區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不悖，從而把庫區生產要素引向最合理、最有效益的綜合層次，不僅可以用相同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而且能保證庫區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持續和健康發展。
重慶直轄一年開局工作良好，其發展實績充分展示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成果的擴張和放大功能，有力地說明中央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從現代化的曆史進程看，發展中國家及其城市的現代化任務，都是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但由於各國、各城市的發展條件和區域地理環境的差異，它們的現代化的道路和任務也不相同。從時間和空間坐標的定位上看，重慶市的現代化戰略和任務可概括為“四重超越”，也可稱為實現兩個“二重超越”。
從現代化發展的縱軸線上看，重慶的現代化要實現工業化和後工業化的第一個“二重超越”。
根據中共重慶市委製定的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要求，重慶要在21世紀的頭十年裏，使全市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經濟實力力爭達到全國省市中等偏上水平，建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有機結合的組團式、網絡化的長江上遊城鎮群體係，並把重慶主城區建設成為長江上遊的商貿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衛信息中心、交通樞紐、通信樞紐、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由於從20世紀70年代起，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已開始向“後工業化”和信息社會過渡的進程，因此要實現趕超式發展，就意味著重慶的現代化，已不單純是完成“早發”國家的大都市從18世紀中葉起至今的200餘年所完成的以大機器工業和電氣化為標準的工業化任務，而且還要完成自20世紀70年代起以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新技術革命為標誌的“後工業化”任務，即實現“現代工業化”。
如果借用托夫勒的話，可以說重慶市的現代化應包括從“第一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過渡的多項內容和任務。
從現代化發展的橫軸線上看，重慶的現代化必須實現經濟發展、人文和社會發展的第二個“二重超越”。
由於建立直轄市後，新劃入重慶的22個縣中就有20個貧困縣，新重慶的貧困人口多達366萬；三峽庫區的百萬移民中，有80%的人由重慶負責遷移安置；全市公有製經濟比例高達80%，又麵臨著產業結構需作大規模調整、下崗職工劇增的重大壓力，這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已決定重慶市的發展不能沿著別人的老路亦步亦趨地爬行，必須清除積弊，從一開始就應注意化解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和物質主義世界觀帶來的負麵影響，力求把“工藝秩序”與“人文秩序”結合起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注意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從改革和發展的成本角度看，重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要盡量減少“雙重社會痛苦代價”，即要盡快消除由於經濟不發達，人民貧困付出的社會痛苦代價，同時又要減輕由於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忽視人文和社會發展而造成的社會生活異化、生態失衡等方麵需要付出的新社會痛苦代價，科學地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結合起來，成功地實現第二個“二重超越”。
從直轄一年走過的曆程看，一方麵是工業結構調整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國有小企業改製麵達80%，以嘉陵、建設為骨幹的八家大中型跨所有製、跨條塊的企業實現了部門合作，強強聯合；鄉鎮企業成為全市經濟發展中極具活力的經濟增長力量，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資產重組，全市工業經濟出現了近五年未見的產銷和效益同步增長的勢頭，工業品產銷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45個百分點，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實現利稅比上一年增長近五成，其經濟效益綜合指數提出6.23個百分點；2000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完成1375億元，增長11.5%，其中鄉鎮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繼續保持以25%左右的速度增長，企業戶數達到7.08萬個，從業人員124萬人，總產值達517億元，實現增加值123億元，營業收入473億元，已有28家企業集團、24家企業進入全國大中型企業行列；以市長親任組長的重慶市信息產業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重慶信息港建設和重慶信息製造業係統工程開始啟動，知識經濟旋風，正在山城孕育。第一個“二重超越”成績斐然，可圈可點。另一方麵是5個區縣市的110萬人口整體脫貧，三峽庫區一期移民任務順利完成，7萬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大批市政建設“民心工程”當年開工、當年竣工、當年發揮效益；在這一年內，重慶全市有5座橫跨長江的大橋建成通車，長達270多公裏的4條高速公路，同時在巴山渝水間拉開戰幕；將在2020年前修建起的西進東出、南下北上的“大”字形主骨架公路和四通八達的三峽庫區公路網的巨額建設資金，也已陸續籌集到位；更令市民欣喜的是城市住房改革取得了長足進展，如今，重慶市居民投入購房的個人消費資金已達48億元，居民個人購房率已為24.78%，位居京、津、滬、渝、穗等全國五大城市之榜首；市民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有了實實在在的改善和提高。第二個“二重超越”功業卓著，有口皆碑。這一切均表明，力求實現上述“四重超越”的麵向21世紀的大都市發展模式已在重慶初露端倪。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富民強國方略的重大創新，激發了重慶直轄市人民的創新熱情和欲望。重慶市委、市政府堅定地遵循江澤民對重慶工作的一係列指示，在關注經濟因素變化的同時，極力重視發掘社會、人文資源，巧妙地借助凝聚民心、提升民氣等非經濟因素，反彈琵琶，探索出適合重慶實際、能有效促進經濟騰飛的發展道路，成功地實現以下六大創新：
行政管理體製創新。重慶直轄市在擁有省的地域和人口的現實環境下，按新的行政規劃，精減掉部分地區級管理層次，塑造起“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的行政管理模式。對外商投資項目實行“一站式”服務，每周二上午由市黨政領導輪流擔任值班長，市級16個綜合部門集中辦公，直接受理投資項目，並辦理有關批文、辦證辦照手續；此外，還要接受各種谘詢、處理各種投訴，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為降低管理成本，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的最佳行政管理體製積累了可貴的經驗。
觀念意識創新。針對市民整體素質較低、思想觀念較為保守的狀況，全市在繼續廣泛開展弘揚“紅岩精神”、發揚“黔江精神”活動的基礎上，展開了有關營造“都市文明”和重塑“市民形象”問題的大討論。如今，讓“重慶走向世界，讓世界認識重慶”的觀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世界意識、民族意識、人性意識、創造意識和直轄市的先鋒意識已逐漸融入市民腦海。
發展目標創新。根據重慶直轄市城市人口比例低、農村貧困人口多的特征，市委、市政府在製定重慶發展規劃時，一改重城市、輕農村，單純強調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傳統思維定勢，提出“富民為本、城鄉一體、共同繁榮”的方針，明確地突出為人民謀福利的宗旨，充滿了濃鬱的人文氣息和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睿智，深得民心。
決策機製創新。重慶市黨政領導無論工作如何繁忙、緊張，仍堅持經常組織和聯絡有關專家、學者座談，聽取和吸收學術研究成果、新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技術信息，借助“外腦”，減少思維判斷中的不確定性。在作出重大決策時，堅持民主與科學原則，不搞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使行政決策由集權式向參與式轉化，由保守型向進取型轉化，由一般性向專業性轉化，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轉化。
環境建設創新。市委、市政府領導在寸土寸金的繁華地帶，精心組織和修建起賞心悅目、寬敞潔淨的人民廣場、解放碑購物廣場、沙坪壩綠色藝術廣場、江北嘉陵廣場。這些城市環境創新的力作，不僅僅是結束重慶無都市廣場的曆史，改善投資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世界表明：告別貧困與落後，拒絕粗野與無序，抑製道德失範與價值顛倒，堅持經濟與道德比翼齊飛，正在成為重慶人民的心聲與共識。
產業結構調整創新。重慶市注重以自己的全球戰略應對西方發達國家大都市發展的全球戰略，大膽利用“後發優勢”，招商引資，全年新辦外商投資企業230家，實際利用外資9.4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1倍；主動積極采借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吸納國內外具有先進文明的高素質的社會精英人才和各種熟練的從業人員；全方位開發開放，及時對本市的產業結構進行科學調整，果斷地把支柱產業由原來的六個減為汽車摩托車、化工和冶金三個，並重點培育機電設備、電子信息和旅遊等六個優勢產業，不斷提升支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3）成都經濟發展現狀
隨著長江經濟帶改革開放多方位、多層次的整體啟動，長江流域沿江各省、市進一步加大了開發與開放力度，非常重視將自身的經濟戰略重點選擇與長江經濟帶跨世紀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將地方經濟的振興融入長江經濟帶超前發展的宏觀大巨流中。成都是長江上遊近江的重要中心城市，位於長江主要支流岷江和沱江上遊地帶，是我國西部地區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其經濟發展對於長江流域整體發展，長江經濟帶的構造和開發開放，調整我國東西部經濟關係等都有不容忽視的戰略作用。
成都是長江經濟帶重要構成部分。成都地處長江上遊，是四川省省會城市，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中心，土地麵積12.24萬平方公裏，總人口971.6萬人，成都是海內外著名的曆史文化名城，曆史上一直是中國西南和長江流域上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建國以來，成都在國家重點建設與投資的支持下，城市基礎設施和產業建立了良好的規模和基礎，改革開放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其經濟發展對長江流域上遊開發有重大作用。
成都是長江上遊地區改革開放早，發展快的中心城市，是長江上遊經濟帶的主要經濟發展極。1983年經國務院批準實行市帶縣製，成都就成為具有大郊區、腹地廣闊的最大中心城市。1985年成都被國家確定為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所有這一切改革的實踐極大地促進了成都的發展，在長江上遊經濟改革和開放發展中起著帶頭和推動的作用。
經濟規模的總量巨大。2000年成都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13.6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359元，在全國16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居前5位。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份額由1990年1%提高到2000年2%，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位列第8位。
科技實力雄厚。成都市是長江上遊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區，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44.5萬，占全國科技人員量的2.5%。全市有19所高校，2500多處科技與技術開發機構，12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專業實驗室，100個博士點，10個博士後流動站，“九五”期間市及下屬單位獲國家級獎15項，平均萬人擁有科技人員居全國大城市前列。始建於1988年的成都高新技術開發區在全國52個國家級高新區評比中，名列第4。
市場體係發育快，市場容量大，輻射麵寬廣。2000年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集市貿易成交額分別達到286億元和229.43億元。1990耀2000年年平均分別增長27.1%和50.7%，全市商業網點24.4萬個，在全國城市中居第4位，其市場輻射西南北800個市縣，出口商品發展到67個國家和地區。成都市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潛力巨大，已成為西南金融中心。
城市現代化基礎設施完善，成都是長江上遊最大的陸空交通樞紐和西南通信信息的中心之一。是寶成、成渝、成昆三條跨省骨幹線的交彙樞紐，火車北站與南站是西南最大客運中心站，成綿、成渝、成樂高速公路的建設以及主要幹線通車使成都成為長江上遊主要的陸路交通中心。成都雙流機場是長江上遊及西南最大航空港，也是我國第四大國際航空港。成都還是全國六大通信交換中心和九大郵政一級處理中心，通信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成都在長江上遊和西南交通、通信中心樞紐作用已非常重要。
城市建設較快，對外經濟發展迅速。居民生活水平有重大提高。自“八五”以來，成都城市建設成績顯著，新建了50多條主幹道，現代化城市路網初步形成，市區綠化水平和居住條件有很大改善，人均居住麵積從1990年7.5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10平方米。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成都第一家被評選為國家級衛生城市。成都與80多個國家（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1990耀2000年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41.5%，現有六個國外及港澳金融機構在成都設立了辦事處。成都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達到4709元，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達到1649元，城鄉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在中國城市綜合實力50強中，成都名列第11位，領先於長江上遊地區所有城市。1993年成都被國家確定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
行政區劃調整後，成都是四川惟一的大城市，成都對推動川南、川西南沿江地帶發展有直接的作用，對整個長江上遊開發開放有直接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成都一直是四川開放發展的前沿基地，在20世紀80年代重點發展的四川江油――成都――峨眉一條線經濟帶形成中成都是經濟中心，90年代成渝高速公路通車與啟動成都同樣是前沿基地。
成都作為西南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位於西南北經濟聯係的重要位置，可以推動西北、西南發展及內陸西南腹地與長江沿江中上遊的經濟聯係。成都還是長江經濟帶和隴海蘭新經濟帶發展縱向經濟聯係的重要樞紐，通過寶成線可直接溝通長江與黃河、隴海蘭新經濟帶的發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