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農產業的發展及其比重的提高是經濟發展規律，對西部貧困地區也不例外。但非農產業發展必須以農業發展為基礎，隻有少數具有特殊資源的地區例外。許多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迅速提高的成功實例說明，以農業為先導，在具備規模經營後再向深加工方麵擴展，從而帶動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是貧困地區一條有效的發展道路。發展農業是發展非農產業的必要條件。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發展在初期階段常以本地區農業為加工原料的主要來源，或產品以本地市場為主要銷售地，主要是農村市場。農業發展是擴大本地市場的決定性因素。至今，在貧困地區，農業是向非農產業供給資金的重要部門，通過信貸、債券、集資等形式實現著資金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從農村向城鎮流動。農業對貧困地區的意義隨著經濟發達地區工業化水平提高和統一市場發育、完善而變得越來越大。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一方麵表現為新的高技術密集型產業部門不斷建立起來；另一方麵又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首先被轉移的是農業某些部門，其次還會有勞動密集程度高的加工工業。貧困地區有望成為某些農產品的生產基地。某些農產品生產區從工業化水平高的地區向工業化水平低的地區轉移的趨勢已顯示出來。這不僅對貧困地區而且對發達地區同樣有重要意義。農業將成為打破西部貧困地區封閉狀態，建立全國性市場同發達地區經濟聯係起來的重要紐帶。因此，對西部貧困地區來說，麵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工業落後，還來自於農業落後。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條件一直在惡化，不能提供大量商品性的農產品，在國家分配資源時常被忽視。全國600個貧困縣1980耀1999年間，一些重要農產品如糧食、棉花、油料和肉類在全國生產同類產品總量中的比重，除糧食下降外，其他三種都呈上升趨勢，超過人口增長幅度，說明這些地區提供的商品產品增加了。但生產條件卻變壞了，灌溉麵積、化肥使用量、用電量和農機動力以及耕地麵積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下降了。
不同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指標有不同意義。農業與農民收入的相關性很高，但反映經濟增長綜合指標――社會總產值的影響卻很弱。1978耀1999年期間農業對農民增收的作用遠遠大於鄉鎮企業。而同期農村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額中，數字差不多顛倒過來了，農業的份額隻占32.9%，非農產業卻占67.1%。由於對地方政府考核指標主要是反映社會總產值增長速度，加上非農產業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影響比農業大得多，導致政府目標和農民目標的差異。
自80年代初民政部門倡導扶貧工作以來，在扶貧方式上進行了大膽改革，逐步實現了四個轉變：由單純生活救濟轉變為生活救濟與生產扶持相結合；由單純無償救濟轉變為無償與有償相結合；由單純扶持貧困戶轉變為扶戶與扶持經濟實體、扶縣相結合；由單一的生活扶持轉變為生活、生產、科技、教育、開發扶貧等綜合扶持方式相結合。扶貧方式的遞進更新和綜合運用，增強了貧困戶和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加快了脫貧步伐。
扶持方式：由單項轉向綜合。在新形勢下，扶貧方式選擇應遵循以下原則：經濟效益原則，力求選擇那些投資少、回收快、效果好的方式。實事求是原則，力求做到扶貧方式針對性強，符合扶持對象實際，項目可行，技術實用，辦法有效。整體效益原則，無論是多種扶持方式作用於同一對象，還是多個扶持主體對不同對象進行扶持，都要講求協同配合、目標一致，以求整體脫貧效果。根據上述原則，在扶貧方式選擇上應力避兩種傾向：一種是選擇錯位。適宜於扶戶的方式不能用於扶體（經濟實體），反之亦然。比如，某些適於家庭分散飼養的貉、兔等，如果用扶貧資金興辦一個飼養場，因管理跟不上，形不成規模效益，反而達不到扶貧目的。另一種是行政幹預過多。強化政府的扶貧職能是強化政府對扶貧工作的指導、規劃、協調及政策導向功能，而不是對具體扶貧過程的直接參與強度。如果政府全程包攬扶貧，以行政手段幹預扶貧的經濟活動，則容易出現扶貧投資的非項目化滲漏。扶貧資金漏鬥的產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少數地方政府官員誤將外輸的扶貧資金作為政府可動用的財力來源；極個別的甚至挪作他用，使真正用到扶貧項目的資金總量減少或延期到位，降低了扶貧效果。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建議國家盡快從體製上革新扶貧方式。初步設想是：對於達到一定資金規模的區域性扶貧項目，可由投資主體（國家或企業、基金會等）委托中介組織去實施，以規範的法律形式，確保扶貧資金無風險、無滲漏，並達到預期目標。這種體製的基本構架是：扶貧主體籌資，中介組織運作，金融機構擔保和監督，扶貧客體受益。當然，由政府包攬的體製轉到新體製有一個過程，需要做很多工作，應該看到它的艱巨性。但從現在起著手抓試點、試驗，則完全必要。
扶貧資金：籌措主體多元化。扶貧是政府的責任。但並非扶貧資金完全由國家包起來。國家的家業大，貧困人口積重難返，由國家統包不現實。當然，強化政府的扶貧政策管理，隨經濟發展逐步增加扶貧資金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是應該的。但最現實的途徑還是要大力推進扶貧工作的社會化，動員、依靠社會力量和社會參與幫扶社會貧弱群體。中國扶貧以至社會保障工作社會化形式大致可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式。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積澱中的鄰裏、親朋之間的互助互濟、扶貧濟困，及其新的發育體，如先富地區支援貧困地區、城市支援農村、部門及單位與地區間的對口支援等。二是開放式。開展國內外扶貧、救災募捐、義演、義賣活動。三是自組織式。農民為防災、扶貧，平年豐年儲糧、儲金，災年濟困扶貧，有借有還，周轉使用。這種群眾性互助組織形式叫儲糧會或儲金會。目前全國24個省區有儲金會18.7萬個，儲糧會8300多個，扶貧工作社會化的核心是扶貧資金籌措的社會化。彌補國家扶貧資金不足，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保障貧困人口基本生活和簡單再生產。由於扶貧宏觀政策法規不夠健全，在扶貧資金社會化方麵還存在一些問題。存在著企業進入的政策屏障。盡管不少企業經捐助、讚助等方式積聚了可觀的扶貧資金，但在稅收上不能享受優惠，給予減免稅，因而影響企業參與扶貧工程的積極性。按目前的稅收政策，企業捐出的扶貧及其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的資金，隻能從稅後利潤中支付，實質上造成了企業職工與扶持對象之間的利益衝突。把用於改善企業職工福利的資金捐出去轉為扶持外地的無償資金，引起少數職工心理失衡。企業捐助在取得扶貧社會效益、企業廣告效益的同時，個別企業領導謀取個人功利，引起職工不滿。在現行稅製下，企業家不可能同時是一個慈善家。如果國家規定企業捐助的扶貧資金可以減免稅，並賦予法律形式，那麼，企業因為有政策驅動和法律保障，扶貧的積極性會更高，也會得到廣大職工的支持和參與。個人捐助的增長也要求個人所得稅作類似的政策規定。這是中國現代慈善家隊伍形成的重要條件。隻有在這時，扶貧資金主體多元化才能真正得以實現。在形成以慈善家和企業為扶貧資金籌措主體、具有相對穩定的資金注入機製之後，國家可考慮組建區域性扶貧銀行，如西部開發銀行，以改變商業銀行貸富不貸貧和扶貧資金瓶頸等問題。在市場經濟體製建立過程中，中國宏觀扶貧政策須作適應性調整：在扶貧區域政策上，要城鄉並重，及早構建有效的城市扶貧係統，以應對體製轉軌期城市貧困人口增加的趨勢。在組織政策上，要著重組建具有約束和有效雙重功能的扶貧管理體製，改變國家行政包攬狀況。在資金政策上，盡快拆除企業和個人投入的政策壁壘，逐步建立以慈善家和企業為主、國家為輔、全社會參加的資金籌措機製；及早建立扶貧開發銀行，實現扶貧資金運營管理專業化。
（3）應該用好的扶貧力量
對西部貧困地區而言，雖然經濟的貧困往往同人才、智力的貧困同行，但兩者並非決然不可分割。實踐證明，西部貧困地區也同樣藏著“龍”臥著“虎”，關鍵在於如何去激發這些“龍虎”的生氣和活力。
打工仔扶貧。許多西部貧困村都有大量農民外出打工、做生意。在外麵的世界不僅賺了錢，更“賺”了技術、知識及新觀念。他們與本村農民相比，都可稱得上經濟能人，敢於出去，能夠出去，站住腳本身即表明他們是一些開拓性人物。因此，當地縣、鄉、村應珍視並用好這部分“土”人才。如果有條件，每個貧困縣可以組織一次全麵的登記摸底，弄清年齡、性別、手藝、特長以及文化程度、工作能力、資本等情況。利用放假回鄉時期，組織他們學習了解縣委、縣政府有關鼓勵外出民工回鄉共同發展本地經濟的種種政策，如同鼓勵僑胞回鄉興辦事業一樣，要有專人來抓。對於其中一些能人，要敢於大膽提拔使用，並在使用中幫助他們克服缺點。酵母菌發酵總是要有一定條件的，對於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回鄉創業也要給予一定條件。
扶貧的生產力經濟學原理。生產力經濟學非常重視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組合。生產力各要素聚集在一起，不一定都能產生組合的放大效應，尤其是當缺少特定要素時，其他生產力要素雖早已聚集，但不會產生聚集效應，特別是缺乏“人”這個具有“組織”特性的要素。一堆已聚集起來的生產力要素，需要通過“人”這個特定的“組織”要素進行排列組合，即使是不足十種要素，人也可以通過動態的排列組合，排列出數千數萬種形狀“方程式”。每個不同形狀的效應大小、優劣都是不同的。決定性因素是人的素質。為了扶貧，特別是為了少數民族迅速有效地擺脫貧困，在今後招收新兵時，應盡可能地從貧困村尤其是少數民族貧困村吸收一兩名青年入伍，文化條件可以放低些。對於特貧村，由於原先的教育極差，當地縣政府應從扶貧基金中撥出一點經費，挑選一些各種條件較好、惟獨文化不足的青年，進行文化速成培訓。一村每年可選一兩個人，培訓時間可定為6個月，分三段時間進行，以做到集中學與回鄉學相結合，可稱為“預備兵”。這些預備兵在6個月學習期間，半天學習，半天勞動，以工助學。部隊對於來自貧困地區的兵複員前，要給予不少於一個月的特別技能實踐培訓。考慮到貧困地區首先是解決溫飽，在技能方麵應側重於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果業及畜禽業）。總之，要將這所大學校好好利用起來，在和平建設中同樣會光芒四射！
當地“和尚”一樣可念好經。當談到人才扶貧時，想到的總是大城市、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可這些地方的專家、教授要深入到偏僻山區又談何容易？人才扶貧在許多地方成了一句時髦的文件或報告用語，無法付諸實踐。
農村教師是一支潛力巨大的脫貧力量，應該充分發揮他們的知識作用。有些扶貧成功的村聘教師為村委“智囊團”，共同參與和決策全村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的確是一大發明和創舉。這些農村知識分子，在印象中，是電影《鄉村教師》式人物，隻顧勤勤懇懇關起門來教孩子讀書識字，都是從不過問村鎮大事的“老實人”，似乎教孩子識字是他們惟一所能。然而，這些可尊敬的教師參與村鎮建設大事卓有成效，可能使人大惑不解。講人才，不都是指才學高深或在事業上有突出成就的人嗎？這些村辦教師又有多少學問？他們僅是初高中畢業生，充其量也不過初師、中師的文化程度而已，何談什麼“人才”？其實人才從來就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是相對於特定人群而言的。
鄉村教師雖無高深文化程度，但對於解決這個貧窮山村的脫貧問題，卻是綽綽有餘。半導體生產、汽車組裝等所需的高技術，教師們不懂，農民們脫貧也用不上。當地農民最迫切需要的是怎樣種菠菜、西紅柿，怎樣種塑料大棚菜，攝氏100度是什麼意思，氮磷鉀有什麼作用等。對於這些知識，哪一位教師都可以講出一套來，農民們照此辦了，都富起來了，要將頭功記在教師身上，視教師為寶、為人才。當地和尚不一樣能念好經嗎？尤其可貴的是，這些和尚不像外來和尚那樣，指點幾下就雲遊他方了，而是紮下根來與當地群眾一起將“道場”做好，並一直做下去。因此，可以將這些村鄉辦的小學、中學教師稱為“適用人才”。這類“適用人才”有多少呢？據統計，1999年全國農村小學教師有453萬人，農村中學教師為200萬人，合計達653萬。如果能將貧困地區的所有當地教師隊伍，作為扶貧生力軍，豈不是太好了嗎？要做到這點，必須教育當地縣、鄉、村幹部尊重知識，尊重適用人才。領導思想認識不解決，教師隻能關在教室教自己的書。進行製度創新，即創建村（鄉）政教合一體製以及普教與成教相結合體製，使教師能夠參與村政決策，通過舉辦諸如“夜校”、“農閑學習班”、“農技推廣班”等，帶動起一批農村“人才”，發揮“酵母菌”效應。改革教學內容，更多地與生產、經濟相結合。鄉、村舉辦的各種培訓組織立足當地實際，從市場供求信息、農業生產技術等各方麵為農民提供幫助，不搞花架子。
幹部紮根貧困村扶貧。無數脫貧致富村的事實說明，一個村的貧或富，在同樣外部環境下，常取決於村領導人的素質。至今仍處於貧困的村，村級領導文化程度與工作能力一般很低，商品與科技意識差，同他們麵對的巨大困難挑戰遠不相稱，難有力挽狂瀾的氣魄與能力。如果讓他們完全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惡劣環境，並非永遠不可能，然而這個“自然過程”卻太長。負有共同富裕使命的社會主義製度應伸出熱情、真摯援助之手。為了使貧困農民盡快擺脫貧困走上富裕之路，需采取多種有效舉措。對於大多數貧困村，還應派出大量幹部吃住在農村，兼任村支書、村長，改變領導不力的局麵。四川省委1997年初作出決定：從省、地、縣、鄉黨政機關抽出2萬名幹部進駐貧困村，開展萬村幫扶活動。5000名優秀中青年幹部在貧困村任職或掛職。駐村幹部主要搞宣傳、抓班子、找路子。在扶貧攻堅期間不換班子不換人，一套“馬車拉到底”，不完成任務不撤離。這個英明之舉使農民見到了希望的曙光。全省63個貧困縣、9497個貧困村、832.5萬貧困農民，完全有希望在幾年內消除貧困。四川能做，全國也能做到。機關臃腫、人浮於事，完全可以精簡、下放、充實基層。全國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職工，1980年僅為490萬人，1999年膨脹了一倍多，達到1020萬人。精簡潛力很大。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發展，政企分開的逐步落實，越來越多的政府業務部門已失去了存在價值，門庭冷落，完全具備充實、進駐貧困村的條件。抽調機關幹部充實貧困村，不隻是簡單脫貧問題，還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就是對現有貧困村領導實行跨時代改造。眾所周知，至今仍未脫貧的地區，不僅自然條件惡劣，人文環境也極其落後，文化、教育、商品及科技意識，大多還停留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狀態，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當城市幹部長期進駐這些近乎原始狀態的鄉村後，將產生兩種文明的劇烈碰撞，最終結果必然是現代文明改造傳統落後的農業文明。在現代化建設中，人的現代化是最具有根本性的，絕不可輕視抽調幹部充實貧困村的深遠意義。不妨決心大些，一個省不是抽2萬而是4萬、5萬幹部下鄉。即使每省5萬，全國也不過150萬人，隻占幹部總數的14.7%，絕不會使機關工作癱瘓，恰恰相反，倒是可以有效抑製日益滋長的官僚主義作風與講究享受安逸的風氣，有利於重振中華民族。尤其是一些貧困縣，縣級機關人浮於事，不僅不能推動經濟發展，還給鄉村農民帶來負擔與麻煩。為什麼非保持龐大的機關而不實行幹部下鄉製度呢？據《中國人口報》記者報道，隴南禮縣人均收入隻有286元，人均糧食占有量僅有376斤，大部分人隻夠五六個月口糧，而縣財政赤字達3175萬元。整個財政都是“吃飯財政”，為什麼非要那麼多機構與冗員呢？砍去一半，既有利於減少財政赤字壓力，又有利於推動貧困村經濟，一舉多得，為何不下更大決心呢？